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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2页）

层层盘问的结果终于真相大白。原来学生宿舍没有留给客人坐的凳子，这个男生的女友来了，便双双靠墙坐在床上谈话，天太冷，就把被子搭在身上了。是“一个被窝”，却是一个衣冠楚楚、靠墙而坐的被窝。

从这件事联想到，常常把老先生们气得胡子发抖的所谓“世风日下”，其间至少一部分只是谣传加想象所致。

但又不能说那两个见证的干部在故意造谣，他们本来就认为男女学生谈恋爱已经不对，拥被而坐当然更应该阻止。可惜这一切被一种燃遍处处的熊熊烈火作了升温处理，不知不觉间成了一个具有明显伤害性的谣言。差一点，我在那份处分决定上签了字，好险！

问题是这种险情处处都有。大凡一种偏执的社会观念淬上了火，就需要以超强度的敏感寻找对立面，这种对立面有一半是“心造”的，因此也就为造谣留出了地位。有时，社会观念变了，但有些人的“淬火”习惯没有变，即便在纠正以前错误时也用夸张的手法，听到风就是雨，永远慷慨激昂。例如，“文革”中很多人由衷地相信周围有大量的“反动分子”，揭了一批又一批；而“文革”结束后的这二十年来，又总有人喜欢揭露自己周围的人是“文革”造反派的“漏网分子”，大多是不问年龄、不问证据、不间当年的清查结论和基本政治常识，一味怒气满面、义愤填膺。为此我曾给自己一个学生的单位领导写过信，说清算一算吧，谣传说他当造反派头头那年，他才十三岁；我也曾专程到北方，为我的一位同学解过围，说我以一个现任学校领导的身份郑重证明，这位剧作家没有像谣传中说的那样在“文革”中打过人。后来，这方面的谣传一度又绕到我自己身上。这种制造既是故意又不是故意，却谁也不承认是恶意，有时甚至是特定意识形态下的“好意”。至少，好像是为民除害，刚正不阿，在我们中国特别有空间。

二，躲躲闪闪的造谣者。

这种人物与前一种相反，毫无跋扈之气，常露温煦之色，从不锐利攻陷，也不轻易论断。他们心中，至多只起一点不平衡的温怒，或一点朦朦胧胧的欲望，但一经盘算，如果展现这种愠怒或欲望可能得不偿失，因此一直在等待他人之力，他们只不过在需要时略作引导罢了。说他们阴险，他们又不作什么坏事，但低调的生态却使他们成了舆论中举重若轻的灰色支点。

还是举例。

优秀的研究者周先生曾受到过一次不小的困扰，他的两篇重要论文被谣传为日本同行的“第二手产品”，结果在科研成果鉴定和职称评定中一再受到质疑。但直到两年后因被日本刊物郑重发表而自动辟谣，还是闹不清当初谣言的起因。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曾经有一位同事在某个场合说过几句无关痛痒的话。

这位同事在感叹学外语的重要性，责怪自己学迟了。他说，原先读周先生的论文还半懂不懂，学了日文读了日本学者的著作，一下子就懂了，这种感觉真是愉快。

当时在场的人就问：周先生论文的观点和日本学者一样？这位同事宽厚地说：你们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搞学术研究哪能天天标新立异？然后不断赞叹周先生用功，自己比不上。

我没有仔细调查，无法肯定这番谈话便是周先生两年困扰的直接起因，但仅仅这几句话，已经大致具备了构建一个谣言的基本条件。只不过如要追究，他的话句句稳妥，什么也追究不到。

又想起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听到过的一段话。这段话是以一个问题开始的：“厂长，最近你没有批评过王处长吧？”

厂长想了想，摇头否认。

“我说呢，王处长是厂长一手提拔的，怎么会说这种话？这么一个聪明人，根本不可能忘恩负义。一定有人嫉妒，用谣言挑拨你们的关系。既然是谣言，我也不传了，你也别往心里去。”

堂堂一个厂长当然不便问谣言是怎么说的。他更难以明白，刚才听到的却是一个真正的谣言。这个语言没有具体内容，没有具体内容的谣言连辟谣也无从辟起，那就成了一种最柔韧的隐性谣言，很难不听，又很难摆脱得了。

请再看两段。

“现在文化界都在盛传，您老写的那个剧本，被导演改得剩不下几句了。我想您老的写作功力不至于如此低下，而这位导演也不会如此大胆吧？”

“我亲耳听到，他边笑边说，出版个人日记就像当众洗澡，您最近出了一本，会不会……”

三，夸夸其谈的造谣者。

这种人物在表现形态上更像一个智者。生活的奥秘、人生的规则都装在他们心中，他们能预测，能判断，能分析，而且一切都合乎情理，于是顺便也就在旁听者钦佩的眼光中把判断的逻辑稍稍往前延伸，而这种延伸就是造谣的起点。

“我到过他纽约的住所，是地下室，但收拾得一丝不苟。大家想一想，一个工作繁忙的男人突然把生活收拾得那么精细意味着什么？只能是两种可能，第一可能是他要经常接待一个自己非常在乎的人；第二可能是这一切本来就是另一双手收拾的。这双手，当然是整理家务的能手。这也难怪，美国这样的地方，两人合在一起生活总比一个人生活更节约，而妻子又隔得那么远……”

这就是这类人很典型的话语方式。他们未必有造谣的故意，主要是在逞示自己的观察智慧，但是，一个引起婚姻悲剧的谣言已随口吐出。

在错乱的政治背景下，这样的夸夸其谈更是处处可见，所造成的结果越加荒诞无稽。“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个专案组、一次次大批判，几乎都是在声色俱厉的夸夸其谈中大量炮制谣言，炮制者的神情无一不是洋洋自得。这种毛病甚至连原先挺朴实的工人、战士也传染上了，轻轻松松造谣，毫无思想顾虑。

这是“文革”中一个略有文化的工人宣传队队员对一位教师的批判发言，这个工人亲自查到了教师家中的一个罪证：“我一踏进他家的门，就发现他把灯泡的罩纸剪成了多角形，这个多角形，就是国民党党徽！在座的学生可能不知道，但按照他的年龄，怎么会不知道国民党党徽？再说，他故意把这张纸罩在灯上，意味着黑暗中的光明，他作为一个文学教师，难道不知道象征和比喻？”

夸夸其谈的造谣者总喜欢摆出一种既居高临下、又明察秋毫的架势，很容易镇住很多知识水平和心理素质比他们更低的人。被镇住的人没有能力辨识真伪，而有识之士又不屑与之饶舌，于是他们在造谣的能量上也往往非同一般。在街坊邻里间，他们半分析半造谣地播弄着一家家的婆媳关系、妯娌纠葛，普及着人际矛盾的种种复杂规则；在文化学术领域，他们谈笑风生地揭示着学者、专家的愚笨无知，铺排着名人、明星的历史问题、行为轨迹；在证券市场，他们像投资专家一样侃侃而谈，传授着股市诀窍，透露着一个又一个无须验证的金融情报……他们的宣讲台无处不在，确实也经常递送给人们许多基础知识和机智言词，但滤去了这一切，他们最根本的馈赠始终是谣言。

对于这样的热心人物我们往往无可奈何，唯一的教训也许是：今后遇到那些对人世间的一切知道得太多的人，不要全然信赖。

四，唯唯诺诺的造谣者。

这样的人物基本上不多说什么话，不多说话怎么也成为造谣者？我想只要喜欢看相声的观众立即就能领悟。

第一种情况是知情者。造谣的人在边上滔滔不绝，他明知实情却巍然不动。别人也知道他是知情者，于是在将信将疑之间把目光投向了他，他的表情使谣言得以成立。这还不算最糟的，我们甚至还能见到这些人微微点头、声声叹息。记得在某次政治灾难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情：有谣言说某人曾经坑害过一位已死的老人，老人的亲属还在，人们就向知情的亲属问个究竟，没想到这位亲属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用手帕擦拭眼泪。这个动作好像无可厚非，却使那个谣言获得了某种证明。

唯一可以谅解的是，在一场政治灾难中大家都不想引火烧身。但在有的情况下，一个谣言可能导致一场可怕的冤案，而具有辟谣身份的只有寥寥数人，这就需要衡其轻重而试炼自己的节操了。我有一位江苏的朋友是著名的文化史专家，“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在的小城市根据一个谣言把一群知识分子打成了企图暴动的Fan革命小集团，在万人公审大会上，别人都承认了，只有他在拳脚交加之下始终矢口否认，虽然头破血流却阻止了最恶劣结果的出现。试想，他如果也畏于拳脚而默不作声，情况将会如何？

让人悲哀的是，我们今天常见的那些沉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