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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部分（第4页）

再试探：“某一方面要求我告诉你几句话，请你谨慎考虑。”“我再要求

你，勿让这一件大而难得的时机溜走了。”

大事件少不得大记者。　1958年8月和10月，金厦热战时刻，曹聚仁又两度北飞来到北京，均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毛、周故意放话泄露“天机”，将炮击金门的战略部署告之一二，于是，才有了《南洋商报》神通广大提前报道的事情发生。事后，毛泽东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曾谈及此事：我们事先让曹聚仁这位大记者知道，也要准备他第二日写成新闻去发表。当天，台湾即使知道，也不一定信以为真，若信以为真，要做防备工作也来不及了。让我们的大记者更出名也好。

“也好”二字，道出了毛泽东深层次的思考。笔者一直认为，毛泽东、周恩来于炮战决策、进行中，两次邀曹聚仁进京面谈，通过曹把核心军机预先捅了出去，决非可有可无的细节，而是精心设计的一笔。此举目的，既在提升曹氏“此君确与中共最高层保有联络”之知名度，以增加其做台湾工作的权威性；也在向台湾示意：我的重大举措光明磊落，已事先通报，勿怪言之不预也；还在期冀曹氏日后向台湾解释我之真正意图，勿使台湾理解产生歧义，即中共自1956年提出的“和平解决”诚意未变，“炮击”实出于被迫无奈，乃为了“以战促和”，并非重又回到“武力解放”　的方针。唯有如此理解，才能对毛泽东10月6日《告台湾同胞书》所提“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有正确、深刻的理解。

对《南洋商报》提前一天发布重大消息的考证，人们看到了事情后面复杂微妙生动有趣的背景，我也犹如循径入门、眼前豁然开阔、走进了一处新天地般感到快感。

对中共方面1956－1958年发动的和平攻势，国民党方面表面上不为所动，蒋经国站出来对外界所传“曹聚仁为国共和谈牵线搭桥”之说予以辟“谣”：“完全是一派胡言。共产党是谎言者和魔鬼，我们是不会和魔鬼去谈判的”。私底下却继续保持与曹氏的鸿雁往来，不愿将管道切断。老蒋甚至几次三番从海外派人到北京打探消息，摸中共的底，谁又能武断地说老爷子从来就不曾动过心思？然而，到底形势比人强，第三次国共合作并不取决于三几个决策大人物的良心发现善意思维和大梦顿醒幡然彻悟，而是取决于国际的气候、实力的对比、利害的权衡，然后再加上国家道德和民族意识的约束，当以上条件均不具备时，“和平解决”只能与五十年代道一声“再见”。整个的六十至七十年代，大陆先是忍受“三年灾害”的煎熬，又不得不面对“中苏决裂”的考验，继而，错误的理论导致了长达10年的“天下大乱”，内部棘手的难题堆积如山，那个岛屿的事情只能放在了一边。台湾呢，先是重新燃起了“反攻”的欲火，大陆原子弹爆炸的成功和进入联合国，如同两盆冰水兜头淋下，终于迫使他清醒，基本上消弭了“打回老家去”的梦念，开始了埋头经营自家那一亩三分自留田。就这样，毛泽东与蒋介石有生之年，未能实现历史性的第三次握手。许多人为此浩叹，其实，当事人本无遗憾，遗憾的只有后人。

“统一”被束之高阁，最苦莫过曹聚仁。曹雷女士说：

六十年代，父亲未再来内地和北京，但他一直执着地相信，自己在祖

国统一事业中，能够发挥某种重要作用。他就那么满怀希望而又没有结果

地等待着，等得好苦好苦，他常把自己比作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笔下的“灯

台守”，远离故乡只身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不知何时能够等到海平线出现

那迟来的“航船”。

父亲孑然一身，长期在香港，其寂寞孤独是可以想知的，他说过，要

是不会写文章的话，他早就变成疯子了。他在垂暮之年，曾给我来过一信，

这样说起自己的精神支柱：社会革命，乃是我年轻时的理想。我一心向往

北京，而且慢慢走上为祖国效命的路子，也就是实现自己的理想。我虽违

背了对你妈的“永不离别”的诺言，但处在这么伟大的时代，我能天真地

开自己的玩笑吗？到了今天，你们也该明白我十九年前的决志南来，并不

是走错了棋了吧？

父亲六十年代去过台湾，见过蒋介石和蒋经国。具体谈了什么我不清

楚。后来听说，周总理曾经说过：曹聚仁终究是一个书生，把政治问题看

得太简单了，他到台湾去说服蒋经国易帜，这不是自视过高了吗？父亲就

是这样，有些事情认真得近于天真。他恪守的信条是：我的想法、看法可

能会错，但决不会明明知道错了故意去做错事。反过来，只要是我认为做

对了的事情，我也会义无反顾往前走，不回头。他在一心想促成国共和谈

问题上的执拗和用心，很能说明他的个性。

父亲1972年7月23日因癌症辞世。　弥留之际，他开始说胡话，说的是

“我要见毛主席，我有要紧的话要对毛主席、周总理讲”，在生命的最后

时刻，让他念念不忘难以瞑目的并不是家庭、儿女，还是那个让他割舍不

下的祖国统一大业。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