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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2页）

迎接陈毅下山的国民党“七品官”

赵德章“百老汇”忽来江西客

1949年11月，解放才半年多的上海百废待兴，作为华东军区司令兼上海市市长陈毅，集军务、政务于一身，真可谓殚精竭虑，日理万机。一天，得悉应他邀请来沪的一位江西客人已经到达，他显得特别高兴，无奈公务繁忙未能及时会晤，只好委托秘书代为接待，然后送客人到当时堪称一流的“百老汇”（今上海大厦）住下休息。

来客年近半百，中等身材，穿一身半旧的黑哔叽中山装，清瘦的面颊略显苍白、憔悴。住进“百老汇”后，他除了一日三餐进出膳厅之外，大部分时间都置身在房间里，不是看书看报，就是握着笔在本子上写些什么。房间里的电话铃偶尔也会响起，那是市政府办公厅打来的。每当这时，他总是攥紧话筒道谢不迭，心中似在翻腾感情的波涛。

他，就是当年大庾县县长彭育英。

林伯渠南昌荐贤明

彭育英，别号少武，1900年11月出生于江西省万安县弹前乡，18岁东渡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五年后学成归国，先后任《南浔铁路月刊》编辑、江西省建设厅行政科科长、省长总署秘书等职。1926年11月，北伐军克复江西。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在北伐军第六军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人林祖涵（即林伯渠）抵达南昌后，被推举为江西省政务委员会委员。他在工作接触中对彭育英的人品才干颇有好感，遂向省政务委员会推荐，委之以虔南县（今全南县）县长，彭育英由此加入国民党。

虔南县是江西省最南端的一个山区小县，民间素有“小小南县，一泡尿撒遍，县官打老婆，全城听得见”的戏语。在这样一个既偏僻又清静的山城当个一县之长，对不善言谈、性喜种草养花的彭育英来说，本是再恰当不过的所在。岂料好景不长，“四·一二”政变使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此后兵荒马乱，彭育英几乎每隔一二年就要奉调易地做官。但他做梦也想不到，1936年5月竟被突然调往大庾县（今大余县）当县长，由此走上了一条非同寻常的道路。

陷泥淖赴任大庾县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奉命留下的项英、陈毅等同志于1935年春突破敌人重围，到达赣粤边领导南方游击斗争。大庾县属游击区范围，梅山便成了游击队的主要根据地之一。

陈毅进山，国民党江西省当局为之坐立不安，会同广东军阀连连派重兵“清剿”。然而“剿”了两年，碰得焦头烂额，毫无进展。老谋深算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心生一计，决定撤换“清剿”不力的大庾县县长，重新选派心腹干才前去接任，以加强边界地区的政权。

熊式辉马上想到了彭育英。他和彭育英都是江西籍人氏，先后赴日本求学，同校攻读，当时过从甚密，颇有交情。于是一道令下，彭育英不得不赶赴大庾主政。熊式辉不但委任他为大庾县县长，还冠以“招抚委员会副主任”的头衔，把他推上了与陈毅领导的中共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刀枪相对的境地。然而，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东奔西袭，出没无常，“清剿”、“招抚”谈何容易！彭育英上任一年后，便深感困难重重，无计可施。在给上司的报告中，他毫不掩饰自己无奈的心境，喟然叹道：“年来迭经育英联合各县团队，呈请地方驻军，数次会剿，但因山岭复杂，此剿彼窜，鲜奏肤功。”

识大局幡然觅新途

此时，日寇侵华步步升级。陈毅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于8月8日发表抗日宣言，呼吁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立即停止敌对活动，团结合作，共同抗日。

彭育英审时度势，感到趁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确是上策，便于8月27日签发“简秘代电”，派人分送赣粤边界各游击区，表示愿意在抗日救国的新形势下求同存异，化敌为友，欢迎游击队下山共商抗日事宜。他认为，这样“能多保存一份元气，即为国家多保存一份抗战实力。”可是，少数坚持反共的国民党分子却借机大造谣言，说什么“共匪要求投诚”，游击队要下山“自新”、“归顺”云云。对此，陈毅无比愤慨，于旧历七月二十九日深夜书函彭育英，义正辞严地指出：“夫不以友党友军视我，则立场既乖，前嫌未释，剿匪之旧观念不除，又焉能表示抗日联合真诚？敝党不敏，出生入死为革命奋斗近二十年，不为帝国主义之凶焰稍屈，又焉能毁政治节操以图名就利乎？”

在这封长达千余字的信中，陈毅也高度评价了彭育英发出的“简秘代电”：“尊电明澈识深，洞悉大体，饶有政治家风度，敝党当有以副雅望。抗日救国之原则既同，余事商讨不难迎刃而解。”

彭育英毕竟有着一颗救亡图存的爱国之心。他当机立断，首先一改“奸党”、“共匪”等诬蔑共产党、游击队的咒语，而以“友党”、“爱国志士”相称，并公开发表了停止清剿游击队的“和平声明”。接着，他一面以“招抚委员会”的名义，通电湘粤边界各县军政当局，解除对游击区的封锁，以示诚信；一面派秘书鲁炯雯带着他的手札，翻山越岭四下寻访游击队，约期会面磋商。

陈毅对彭育英的举动深为赞赏，不无幽默地称其为“国统区难能可贵的七品官”。

钟鼓岩一握释干戈

1937年9月6日，这是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这天，阳光灿烂，碧空如洗。彭育英亲率秘书、管印文书、经征处主任等五人，带着香烟、茶点，乘着一辆汽车到达钟鼓岩的寺院内。陈毅带领中共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代表一行五人，亦爬山涉水如约前来。

双方代表一见面就自报“家门”，互通姓名。陈毅不卑不亢，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我就是游击队的那个老陈——陈毅。”

彭育英早就风闻陈毅文武兼备，豪爽大方，如今亲眼目睹，心中钦敬之意倍生，但毕竟是头一回相见，不免有些拘谨。

彭育英歉疚地说：“共产党、游击队是抗日的，是爱国的，我们要联合抗日。过去剿你们不对，错了！”陈毅朗声大笑起来，他用力握住彭育英的手，意味深长地说：“从今以后，我们可以交朋友了！”

双方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磋商，谈妥了举行正式谈判的有关事宜。临别，彭育英一再向陈毅表示：“你们下山、进城，安全和给养问题，我负完全责任。”

此后，彭育英果不食言，不辞劳怨地为合作抗日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

他组织商民代表、学生队伍和军乐队，在吹吹打打的鼓乐声中，热烈欢迎以陈毅为首的中共赣粤边特委一部分领导同志下山，进入大庾县城；他腾出最好的房舍，精心安置陈毅等同志住宿，不时送去酒、肉、和炼乳，以示慰劳，还找人特意从广州买来特效药“606”，治愈陈毅同志身上的疥疮；他大胆提出撤退“清剿”游击区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的意见，并通过江西省政府转报国民党中央政府予以采纳，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