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读书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23部分（第2页）

这悲壮的最后一幕，展现了比山高、比海深的两位中国元帅的生死情谊，它必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灵中。

陈毅系列传记——“九大”前夕张春桥迫害陈毅的丑剧

“九大”前夕张春桥迫害陈毅的丑剧

盛海伦

1968年10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

全会在讨论召开党的“九大”的准备工作时，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们要不要选举他们当“九大”代表有不同意见。

但在10月31日全会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出来讲话了，他说：对这些老同志，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可以作为右的代表”。

事情就这样一锤定音了。

要迫害老同志，特别要迫害陈毅，张春桥十分起劲，他一回到上海，马上宣布成立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由张、姚和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组成。接着，他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市革委会各组、办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张春桥在会上作了布置。他说：“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这些人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要把他们的材料搜集起来，‘九大’开会的时候使用。可以通知各口、各群众组织，把这些人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统统搜集起来，把知情人都发动起来……”

张春桥还当场决定，在康平路大院里成立一个专门的“九大”材料小组，由王洪文和徐景贤直接抓。

材料小组开会商量，决定从三个方面着重收集材料：一是把这些老同志过去在各个场合、各种会议上的讲话集中起来，摘录其中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二是把历届市委、市人委和各部、委、办等机关的档案，来一个翻箱倒柜，中摘取有关的材料；三是动员过去和这些老同志共过事的人，或是在他们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起来“反戈一击”，即使关在牛棚里的审查对象，也不要放过，动员他们“检举揭发，戴罪立功”。

张春桥重点要迫害陈毅，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陈毅在上海的干部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张春桥要在上海站住脚跟，取陈毅而代之，成为上海市的党政一把手，就必须千方百计削弱陈毅在上海群众中的影响。

有一天，张春桥看到一份情况简报，内中反映有些干部在得知陈毅挨整的消息以后，背地里议论陈毅过去如何善于指挥战斗，而现今的上海市领导根本没有打过仗等等；静安区的一个干部，在听说陈毅受到批斗以后，难过得落下了眼泪。张春桥看了以后，气得要命，决定马上召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由他自己主持并作讲话。

这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参加者有市革委会、各区县局以及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约四百人，连宴会厅旁边的走廊都挤满了人。张春桥亲自出马，在会上传达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直接点名批判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对陈毅批得尤其厉害，他说：“陈毅，过去是新四军的，解放以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个时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对他还有迷信。静安区有一个人，听说陈毅受了批判，居然还替他掉眼泪！因此，我们要揭穿他的老底：陈毅这个人，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反对毛主席。有人把他在军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讲话完毕，张春桥规定必须把全会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到上海的基层群众，企图用高压政策来抑制上海人民对陈毅的怀念和爱戴。

“九大”材料小组的成员为了把陈毅的材料搞到手，翻遍了各种档案资料，还挖空心思地寻找陈毅的社会关系。有一个干部过去当过陈毅的警卫员，“九大”材料小组就通过组织对这个警卫员施加压力，让他写出揭发老首长的材料。上海市文史馆反映了一个情况，说陈毅市长过去批示过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当文史馆馆员。“九大”材料小组马上跟踪追击，发现有一个国民党的旧人员，戴过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对金石篆刻颇有造诣。他把陈毅写的诗词搜集起来，刻成一本印谱，送给陈毅。陈毅爱才惜才，就写了一张条子给上海市文史馆，安排他为文史馆馆员，按月发给津贴，一方面展其所长，一方面解决其生活困难。这可是一条“陈毅包庇反革命分子”的所谓尖端材料。

经过一个多月的搜集，一本三十来页的《陈毅同志言论小集》的清样赶排出来了。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1953年至1966年期间，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种会议上的报告、讲话及接待外宾时的谈话纪录中摘抄编成的，共分九个部分，条条都是诬陷诽谤。

小册子编成后，送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审定，徐景贤把小册子的标题改成《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上纲上得更高。最后送张春桥、姚文元过目后，一共印了八十多本，分发给上海的“九大”代表。

除了搜集陈毅的材料以外，张春桥还指名要搜集所谓“‘二月逆流’黑干将”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等人的材料。这批材料，共计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1969年3月初，王洪文和徐景贤接到通知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参加“九大”预备会议。临上飞机之前，王洪文的秘书小廖提来一个大皮箱，交给王洪文拎到北京去。皮箱里面满满地装着上海搜集到的全部材料。

“九大”开会期间，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和上海代表团都住在京西宾馆，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都住在钓鱼台。大会开幕之前，张春桥、姚文元到京西宾馆看望上海代表团。张春桥穿了一身军装，洋洋得意，他对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说：“陈毅是上海选的代表，他应当参加上海小组的活动嘛。你们可以通过大会秘书处通知他，什么时候开会，就让他来参加，听听大家的意见……”

姚文元也穿起了军装，但衣服看起来总是不太合身，皱巴巴的，袖子过长，样子显得有些滑稽。他接过张春桥的话头：“我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这是姚文元的习惯用语，一开口往往先来这么一句，而且他往往重复他所要强调的话，“你们可以事先分一分工……分一分工，按照陈毅那本言论集的几个部分，要上海的代表们分头准备一下……准备一下，从不同的角度发言，进行批判。”

“我们想把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一册给陈毅本人，让他自己看看。”徐景贤出了一个点子。

“可——以。”张春桥拖长了声音回答，“应该是在上海肃清陈毅的流毒的时候了。”

一切部署就绪，就等陈毅出场。

1969年3月27日晚上，北京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里灯火辉煌。上海的八十名“九大”代表整齐地坐在会场里。张春桥和姚文元故意不到场。王洪文、徐景贤坐在铺着白桌布的主席台前，旁边给陈毅留了一个空位置。王秀珍喉咙响、声音尖，事先商量好由她守候在会场门口，一看到陈毅进场，就带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