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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3页）

文化部开了整整一下午会。

会议的主题是动员大家为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购买公债。

晚饭后，在部机关的大会议室，又继续开小会。参加会的，除了几位部领导外，还有一些文化界的知名人士。

晚上的会由副部长郑振铎主持。因为下午部里已经开过全体大会，部长茅盾做了动员报告。购买公债的意义，就不必再重复了。今天晚上的任务，是抓落实。在许多时候，数量也反映了态度。

解放后，中央各部都吸收了一些民主人士担任各种职务。从经济状况来说，大家的收入都不高。解放初，实行供给制，从部长到科员，都是挣分。1950年，实行包干制，大部分东西都是统一发的，现金津贴很少。自1955年，供给制和包干制才改为工资制，大家的手中多少有了一点钱。工资制才实行一年多，钱很有限，所以，要搞好这次买公债的工作，也不那么简单。

小会是座谈式的，没有什么程序，大家随便议论。文化部文人居多，古来便是“穷文富武”，便是旧时出名的文人，也没有几个是真正有钱的。靠“爬格子”挣稿费，终是有限的几个钱。而那些工业部、商业部之类，留用人员的经济基础则好多了。

先是部长茅盾带头。他的稿费多一些，在文化部算是“大财主”了，一上来，先自报买五千元的公债，接下来是夏衍副部长，自报了四千。郑振铎的经济基础好一点，又是党外人士，头一定是要带的，报了八千元。接着，会场便沉默了。

沈部长笑笑说：“没关系，大家量力而行，条件好的就多报一点儿。支援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人有责。今天在座的，都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扭脸看看夏衍和郑振铎：“包括我们几个，也算是知名人士吧？”说完他又把目光在会场上扫了一圈，继续说道：“自古‘人怕出名’，为什么呢？因为时时处处有人在看着你。名人的‘名’不是在家里，而是在社会。所以说，当了一个名人，便不仅仅属于你那个家庭，而是属于社会了。全国的文化工作者干千万万，最出名的今晚差不多都在这儿了。希望大家都能带个好头，别让人家在后面戳脊梁骨。”

会场又是一阵静寂。

郑振铎的目光落在了张伯驹的身上。

今晚在座的几十个人中，他是公认最有钱的人了。关于他倾家荡产买古字画的事，还很少有人知道。

“丛碧先生，你来讲几句巴。”郑振铎笑着说。？

张伯驹如坐针毡，让郑振铎这么一叫，更有点儿不知所措了。

憋了好一会儿，他才吃力地说：“我……一定带头，一定。回去，我和内人商量一下，争取……买多一点儿。”

会又开了半个多小时，散了。后来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张伯驹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他有口难言。谁相信他会没有钱呢？

当年的“四大公子”，哪个不是家财巨富、挥金如土？若在以往，十万八万，绝不在话下。可如今，让他凑一千块钱出来，也是太难了。而且，又能找谁去借呢？从前，凭他的一个名字，随便到哪个银行、钱庄，都可以借几万块钱，可如今，谁会借给他呢？

终不能只报一千元吧？

而这一千元，已经是在“瘦驴屙硬屎”了。能不能凑够，还难说呢。

话说回来，堂堂张伯驹，买公债只报一千块钱，还不会让人笑掉下巴！大家会怎么看，又会怎么说呢？

他这个人，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此番，才生平第一次尝到了“阮囊羞涩”的滋味。

散会了，大家三三五五地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外走。张伯驹双腿发沉，脑子发木，也往外走，心里乱糟糟的，真的，这又不是硬朝你要，而是买公债，和在银行里存款差不多，到时候既还本，又付利息，个人是一点儿也不吃亏的。最难的，是他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

郑振铎跟在他身侧，关切地问：“丛碧兄，你怎么了，不舒服？”

“没……没什么。”张伯驹闷闷地答道。

他说不出口，因为一言难尽。

“有什么顾虑么？”郑振铎关切地问：“商业部有位民主人士，担心买多了，政府会没收。其实，根本不会。买得越多，越表明你爱国。这方面，当然也因人而异。周扬部长不是才买了两千块钱么他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没有钱的。”

张伯驹回到家，便一头扎进书房里，一个人愣愣地出神。能想到的主意都想遍了，也想不出个办法来。家中，除了那些字画外，真是别无长物了。桌椅板凳，就是卖，又能值几个钱？

可是，卖字画……他觉得不可思议。

他早就抱定了一个宗旨：无论怎样，也不卖字画的。这话，他对亲戚、朋友，对慧素，都讲过许多次。

况且，解放前夕，他已经留下遗嘱，把包括《平复贴》、《游春图》在内的最珍贵的二十件古董字画给了慧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便已是属于慧素的东西了。既然已经给了慧素，又怎么往回要呢？这就像他送给妻子一件首饰一件衣服一样，送出去以后怎么能再要回来呢？

当然，他没死，财产依旧属二人共有。可这个大家庭中，人与人的关系特别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