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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3页）

这一幅是明代画家吴伟（字士英、次翁，号鲁夫）的《江夏秋居图）。吴伟于明弘治年间被皇帝赐“画状元”之印，名动一时，笔触恣肆而秀劲，山水画的意境很独到。康生看了，不住点头。

再下一幅是清代画家黎简（字简民，号二樵，广东顺德人）的山水画，画风又是一脉，苍润而淡远，康生看得如醉如痴。

接下来是一幅任伯年的人物和一幅虚谷的山水画，康生看得更入神了，竟情不自禁地连声赞了起来。张伯驹站在一边，心下甚是打疑。他不明白，这位康生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几件东西，能不能借给我看一看。内人伴竹（曹轶欧的笔名）也喜欢写写画画的，让她也欣赏欣赏。”

张伯驹自无不允，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慧素去找了个布兜，张伯驹则把画一一取下来，卷好，放进布袋里。最后，康生又握着张伯驹的手说：“张先生，方才的话，请你再考虑考虑。记住，千万别错过了机会。”

送走康生，张伯驹只觉心中很乱。他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

康生是共产党的大干部，说出来的话，似乎不无道理。可是，那些画，难道便不是“封建阶级士大夫”的那一套了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更对呢？

此外，对现代戏，他真是一窍不通，连这个名词，也是第一次听说。突然让他去搞现代戏，还要让他去牵头，这不是开玩笑么？

他所说的“机会”，又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得其解。

三天后，他措词谨慎地给康生写了一封信，表明他“实在难以胜任”，请康生同志“另择高明”。

然而，一晃两个月，康生那儿再没了一点儿消息。

五

本打算春节一过，就去看从香港重金购回的《伯远帖》的。因为齐白石一直忙，身体又不大好，不能一块儿去。所以，拖到年底，才算办好了看《伯远帖》的手续。手续是由文化部报到中央批的，可见对这件文物的重视。虽然拖了这么久，但张伯驹反倒有一种宽慰的感觉。

古时候，那些王府的千金小姐，也是难得一见的。太轻易了，反倒会失了身份呢！这比喻虽不甚恰当，从道理上说，却是差不多的。想当初《伯远帖》流落街头，被人一次次翻卖，成了一件有价的商品，简直是一种亵渎呢。后来，在张伯驹手上，又呆了整整八个月。八个月中，他几乎每天都要把《伯远帖》细细地看上好一阵，对上面的一笔一划，都印象极深。可以说，已经深深地刻到了脑子里。便是上面的渍点，也印象深深。今天，他又站到了《伯远帖》前。“是它！”他在心中狂唤。

他强作镇定，凝视着《伯远帖》。《伯远帖》放在一个玻璃罩里，平素罩上蒙着不透光的布套，以免紫外线的照射而损坏画面。张伯驹他们进去时，布套才取下来。一块儿去的，还有一位《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背着一架照像机。但是，那里不许拍照，以防对画有破坏作用。这些，他都一一看在眼里，百感交集。

国民政府时代，他曾几次上书，

大声疾呼，要政府出面，把流落于民间的珍贵文物尽数收购下来，以存国粹。后来，也曾自行成立了保存国故委员会，可直到最后，甚至得不到一纸政府的委任。为了和美国老板交谊，政府甚至劝他把《平复帖》拿出来，送给美国人。解放后，正是百端待举，到处都在用钱之时，国家却不惜重金，将此画从香港购回。天渊之别，只一比较，又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在这一件东西上，反映出来的内容却实在太多了。

《伯远帖》静静地躺在绒布的衬底上，显得华贵而精美。书右，是两款乾隆皇帝的亲题，写道：

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dang此幅，兰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

御识

又一款题曰：

乾隆丙寅春月，获王dang此帖，遂与快雪、中秋二迹，并藏养心殿温室中额，日三希堂。

御笔又识

书左，是一幅吴昌硕的题字，并有一幅小画，老树半石，别有雅趣。

同去的河北束鹿画家赵望云道：“张伯老，都云你收藏巨富，这一件又在你手中留过，为什么你没把它买下来？”

张伯驹不知从何说起。

千头万绪，又怎么能一下子说得清。

赵望云小张伯驹近十岁，是王樾的学生，为长安画派的创始人。石鲁、黄胃、方济众等后起之秀，都师承于他。他久在西北，这边的事不大清楚，这时，正好王樾过来了，说道：“那时候，他也差不多是个‘无产者’了，买不起呢。”

蓦地，张伯驹又想起了卫福海将《伯远帖》拿走时的情景。可惜，卫福海已于去年底去世。否则，让他一同来看一看，怕是会有更多的感叹呢。

于潜移默化之中，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也更深了一步。

回到家，他特别兴奋。慧素因为有病在床，未能一同去看。张伯驹把参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