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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2页）

张伯驹微微一笑道：“齐先生不拘成格，自成一家。依我之见，这个‘云’字便好过了邓石如的那个‘天’字。上联若是‘地为龙世界’，下联的‘天’字便不可一动。上联为一个‘海’字，与‘云’字相对，又有什么不妥。”

听张伯驹这么一解释，齐白石才宽了宽心，笑了起来。

话题自此扯开，张伯驹说起了民间传的纪晓岚改唐诗的故事。

“乾隆皇帝有一次得了一个十分珍贵的扇面，让纪晓岚题一首王之涣的《凉州词》在上面。晓岚得意，一挥而就，写完一看，才发现丢了一个字。那原诗本是一首七绝：‘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纪晓岚一时得意，竟写丢了一个‘间’字。”

齐白石问道：“那怎么办了？”

张伯驹继续说道：“扇子递给乾隆皇帝，乾隆一下便看出来了。这位‘古稀天子’自幼饱读诗书，岂能骗得了他？一问。纪晓岚答得却妙：古人向有‘一字师’之说。惜墨如金，方有千古文字。王之涣这一首，‘间’字原本多余，臣便把它略去了，乾隆不解，让纪晓岚详述。纪晓岚便道：这本是一首词，词，长短句也，方名实相属。这首词念来，却是这样：‘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乾隆听罢，连声道好。”

齐白石听了，细细一想，也觉有趣，笑了起来。

小叙片刻，齐白石忽然对张伯驹说道：“前次去中南海，我见到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他告诉我，《伯远帖》已从香港买回来了，不知是花了几百万还是几千万，用的是外国钱。周先生说了，有时间，可以去故宫看一看。”

张伯驹心头一震！

他仿佛听到了久别的亲人的消息。

“听森然说，这《伯远帖》在丛碧兄手上过过？”齐白石问。

张伯驹猛地站了起来，似乎并没有听到齐白石问什么，怔了好一会，才对齐白石说：“齐先生，过了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怎么样？”

“好，好！”齐白石连连答应着。

方才他们进屋的时候，何香凝便出去了，这时，她同齐白石的夫人胡宝珠一同拉着手进了屋。因为常来常往，自然免去了客套。何香凝向张伯驹问起了他的夫人：“伯驹，这两天慧素怎么没到我那儿去？”

何老太太已经七十多岁，身体健朗，广东口音很重，为人热情豁达。她的画属于岭南画派，高洁冷艳、苍劲峭丽，尤工画松竹花卉，别具一格。最近，慧素正和何香凝以及刘继瑛、肖淑芳为慰问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做几幅大画。自古以来，女画家便寥若晨星，女国画家、女书法家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何香凝望重德高，又十分好客，在北京的女画家都愿意同她在一起。

张伯驹道：“这几天，孩子有病，脱不开。”何香凝关切地问候了一番，又道：“一半天，我要去府上拜拜呢。听人说，慧素临过一张吴历的山水，绝了，不少人题词呢，真该看一看。”张伯驹热切地表示了欢迎。大家又闲聊了片刻，便告辞了。

齐白石送他们出了门，临别，不放心地嘱咐道：“对联的事，就不用往外传了，免得不好。”张伯驹见老人慎重的样子，觉得挺有意思，又劝了几句，便离去了。

二

大年初三，家里来了一位稀客：谭得侃。

一晃几年不见，谭得侃明显地老了，皮肤松弛、粗糙，抬头纹又密又深。走起路来，步子也不那么稳了。一双黑黑的眼睛，全无昔日的光彩。一身毛料的中山装，只能带给人一点儿强打精神的感觉。看得出，这几天他的日子不那么好过。

他从广东来。

北平解放后，为还欠款和维持家用开支，张伯驹把护国寺的一处老宅卖了，全家迁到了后海南沿的一个小院里。这是他最后一点儿不动产。院子不大，也不够规矩，一排四间北房，西边是一个偏厦。街门冲着后海的南沿，进门是个不大的天井。右手拐过去，便是那一排北房。院子里，种了几棵桃树，到南墙，不过几米宽。早年间，这个小院是安顿老家来人临时住一住的，全然是寻常百姓之家的模样。张伯驹会住到这种地方来，谭得侃也是万万没有想到。若不是傅湘领路，他根本就找不到这里了。

一见张伯驹，谭得侃便直截了当地说：“我打算在这儿住几天，方便不方便？”

张伯驹自然应承了，让荣管家把谭先生带到客房里安顿了下来，谭得侃一路劳累，洗了洗，便关上门睡了，直到傍晚，才出了房。

虽说睡了一大觉，可他的气色依旧不大好，分明有什么心事。

谭得侃是有心人，礼数上是周到的。傍黑，有人把他的行李送了来，是沉甸甸的两口大号木箱。谭得侃让人把其中一箱抬到上房，打了开来，居然全是各地的名产，有南京的板鸭，金华的火腿，姑苏的酥糖，山东的牡蛎，江苏的银耳，广西的猴头，浙江的鲤鱼，广东的龙眼和月饼。一个大箱子，装得满满登登。张伯驹颇觉意外，客气了两句，谭得侃却随意说道：“一点土仪，不成样子，胡乱送人算了。不值几个钱的。”“谭先生好似有什么心事？”张伯驹关切地问。

谭得侃目光发涩，微微一叹，好一会儿才说：“张先生，我是来求你帮忙的。”他回身看了看，又道：“请借一步说话。”

张伯驹好生疑惑，便把谭得侃请到了书房里，关上了门。

谭得侃闷闷地吸上了烟，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听傅湘兄说，你把城里的房子家里的地，都卖了？”

张伯驹点点头道：“哦，是四九年初，正是北平解放前后。”

谭得侃目光发滞，点点头说：“你是聪明人，聪明！得侃当初不服，还想同仁兄一争高下，如今才知道，确是万不及一。”

“谭先生这话是从何讲起？”张伯驹更加不解了。

谭得侃一叹，摇摇头说道：“这事，说来话长。本来，我这个人是抱定宗旨，一件古董不卖的。可那一阵，地贱得让人流口水，钱又毛。我想着是机会来了呢，一下子买了八千多亩上好的水田。辛辛苦苦攒了几十年的古董，一下子卖掉了一多半。想不到，共产党真得了天下，上来就搞土改。开头，我以为是减租减息呢，没怎么当回事。唉，结果是分田地。八千多亩良田，一下子全分了！”

张伯驹默然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好。是命中注定，还是因为贪心不足呢？

谭得侃又道：“好在，那些地不是用我的名义买的，要不，非得划个地主，戴上高帽儿游街不可。”谭得侃咽了口唾沫，唏嘘了几声，又说：“这还不说。最惨的，是上海的那些房。我想着上海自古便是块风水宝地，寸土寸金。打上海的那阵，房子稀烂贱，买幢三层的楼，才几百块大洋。正好，上海有几个南洋来的商人想买古玩，我就把余下的都拿出来，换了几十万现洋，买了大大小小八千多间房子，有楼，有店铺，还有厂。”

“也没收了？”张伯驹问。在他的印象中，似乎这不属于没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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