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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直接的联系，而且从王世英那里得到证实，汪锋确系毛泽东所派。

杨虎城脸上狐疑的神色消失了。他终于决定亲自会晤汪锋。他跟汪锋热烈地进行了交谈。汪锋在西安城里住了一个多月，跟杨虎城进行了三次会谈。此后，毛泽东又频频派出密使，进入那座四四方方的西安城：一九三六年春，从德国留学归来的王炳南，被派往杨虎城那里，负责杨和中共之间的联络工作。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又写亲笔函致杨虎城，交秘书张文彬前往西安，面呈杨虎城。二十六岁的张文彬，湖南平江人。他后来曾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于一九四四年死于国民党狱中，时年不过三十四岁，所以不大为人所知，曾任毛泽东秘书。

毛泽东这封信写道——

虎臣先生勋鉴：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洛，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战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专此奉达，不尽欲言。

敬颂

公祺

毛泽东

八月十三日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射向汪精卫的子弹帮了蒋介石的大忙

走笔行文至此，该掉过笔头，写一写本书的另一主角——蒋介石。那时的蒋介石，面临着三大对手：就国际而言，日军步步进逼，威胁着他的生存；就国内而言，毛泽东领导的中共，被他视为心腹大患；就党内而言，汪精卫跟他面和心不和，争权夺利日烈。

自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三月六日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形成了“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同主党”的“蒋汪体制”。然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一阵突然响起的枪声，击碎了勉强维持了三年多的“蒋汪体制”……那天，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议按照预定的程序，一步接一步进行着：清早七时，全体代表到紫金山中山陵谒陵。上午九时，会议在中央党部礼堂开幕，由汪精卫作报告。汪精卫的报告不过二十来分钟。报告毕，一百多名中委走出礼堂，在门口拍照留念。中委们分成五排，前排坐，后排站。前排正中的两把椅子，理所当然是留给蒋介石、汪精卫坐的。汪精卫已经坐定，而蒋介石的位子却空着。等了一会儿，说蒋介石有事，不来拍照了。于是，九时三十五分，一阵喀嚓声之后，摄影完毕。就在中委们回身朝礼堂走去时，在记者群中忽地发出“打倒卖国贼”的呼喊，紧接着连响三枪，均命中汪精卫：一枪中左臂，一枪中左颊，一枪中背部肋骨。

汪精卫踉跄倒下。

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懵了张静江，他连忙趴在地上。孔祥熙赶紧钻到附近一辆汽车底下。倒是张群镇静，回过身子一把拦腰抱住那开枪的记者。那记者这时又连鸣两枪。说时迟，那时快，张学良飞起一腿，踢掉了记者手中的短枪。这时，汪精卫的卫士，击倒了那记者。蒋介石闻枪声，带着卫士赶来。他来到汪精卫身边，半跪着，扶起汪精卫的头，那模样极为关切。正在淌血的汪精卫，以为自身性命难保，吃力地对蒋介石说道：“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后，要你单独负责了。”这时，正在一侧的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对蒋介石不客气了。在她看来，拍照时蒋介石不在场，显然是蒋介石要对汪精卫下毒手。她当着张学良、陈公博、褚民谊等中委的面，对蒋介石大声说道：“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顿时，蒋介石如同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辩！他只得强忍着，陪着陈璧君，把汪精卫急送中央医院救治。此事乃爆炸性新闻，马上被各报刊以醒目地位加以报道，标上“中央震惊”、“举国震惊”之类大字标题。议论如沸，蒋介石一时成了猜疑的中心。蒋汪之间，早已面和心不和，所以连陈璧君都当着蒋介石的面说出那样的话，更何况别人会说是蒋介石杀汪！不过，也有明显的令人费解之处：蒋如要杀汪，何必当着全体中委的面杀他？其实，那天蒋介石见现场颇乱，张学良、阎锡山及西南的一些地方实力派都带马弁二名，记者又那么多，生怕出事，便坐在休息厅里，不愿去拍照。汪精卫见蒋介石没有下来，特地去请他。

蒋介石对汪精卫道：“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希望你也不要出场。”汪精卫闻言，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事情果真被蒋介石料中。汪精卫一去，便倒在血泊中！杀手究竟是谁？当场被汪精卫卫士击倒的，是晨光通讯社记者，叫孙凤鸣。原本是十九路军的一名排长。他受伤颇重，送入医院已是垂危了。他断断续续地说：“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虽然孙凤鸣被列为“要犯”，蒋介石下令全力抢救，以查清此案，宪兵司令谷正伦守在他的床前，但孙凤鸣只说那么几句话，再不愿说什么，于翌晨死去。此案惊天动地，自然要深究细查。后来，才弄明白，只是孙凤鸣、华克之、张玉华、贺坡光这四位青年策划的，并无大人物指使。孙凤鸣要刺杀的，原本是蒋介石。他们认为，蒋介石对日军步步退让，只有杀了蒋介石才能拯救中华民族。

谁知蒋介石诡诈多疑，那天不下来参加摄影，孙凤鸣便把子弹射向了汪精卫。

这四位青年中的华克之，如今年已九旬，仍健在。他后来奔往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潘汉年手下的秘密工作者。一九九二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华克之传奇》，记述他传奇的一生。

那四位小人物，刺杀汪精卫。虽说汪精卫未死，然而重伤使他不得不暂离政坛，出国治疗。诚如一九二五年廖仲恺被刺，成了蒋介石晋升、夺权的绝好机会；这一回，汪精卫被刺又成了蒋介石独揽大权的绝好机会——虽说刺廖和刺汪，确实与蒋介石无关。刺客的子弹射向蒋介石的政敌，理所当然给蒋介石帮了大忙。

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是为召开“五全”大会作准备的。汪精卫遭刺后的第十一天——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十二月七日，则召开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副主席——主席虽是胡汉民，但受蒋排挤而在国外。蒋介石又兼任了原先由汪精卫担任的行政院长。这样，蒋介石也就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汪体制”——“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同主党”的局面，从此画上句号。这时，毛泽东在中共方面的地位，与蒋介石颇为近似：在党务方面，虽然名义上张闻天是总负责，但实际领袖是毛泽东；另外，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又是红军的最高军事首长之一（虽然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此时是朱德）。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何香凝的裙和续范亭的血

蒋介石对于中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向来是一个“剿”字：对于井冈山一次次“会剿”；对于江西中央苏区五次“围剿”；红军被迫长征，来个前堵后截；红军到达陕北后，则来个“西北剿匪”。面对着日本的侵略，蒋介石的“名言”是“攘外必先安内”。此言出典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蒋介石的《致全国同胞电》。同年一月三十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的宣誓仪式上，对这一方针又作了如下解释：“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成功。”蒋介石把意思说得很明白，那就是只有先消灭中共，方能抗日。随着日军步步深入，国土成片沦陷，抗日呼声日益高涨，对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不满愈加强烈。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忽地收到一个包裹，内中是一条裙子！是谁给蒋介石寄裙子？干吗给蒋介石寄裙子？包裹内放着署名何香凝的一首诗。何香凝，廖仲恺夫人也。她的诗，全文如下廖梦醒：《我的母亲何香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为中日战争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以女服有感而作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消息传出，一时间成为新闻笑谈。刚刚爆过笑的新闻，又爆出哭的新闻：那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时，南京中山陵祭堂前忽地传出一声惨叫，一位男子用短剑自戕，血流一地。他的司机急送他至医院，因抢救及时，才算免于一死。此人便是国民党“五全”大会代表、中将续范亭。他在自戕前，留下《哭陵》一诗：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

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

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

续范亭的诗，道出国民党内抗日军人的心声，恰好和何香凝的诗相呼应。

何香凝赠裙，续范亭自戕，是中国抗日大潮中的两朵花。全国上下，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抨击日烈。最使蒋介石惴惴不安的是，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主席的胡汉民，原是人所共知的国民党右派，却居然发表与“攘外必先安内”相左的言论：“与其亡于日，毋宁亡于赤！”“宁挂红旗，不挂日旗！”蒋介石审时度势，意识到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会危及他的地位。虽说他仍在那里“剿共”，却在暗中派出密使，希冀跟中共进行和谈……不过，虽说蒋介石每天都在战场上跟毛泽东交手，可是要找到一条安全、可靠的秘密途径给毛泽东递上橄榄枝，倒也颇费一番周折。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波茨坦”号上奇特的“随员”

一九三五年底，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结束不久，圣诞节前夕，一艘名叫“波茨坦”号的德国巨型油轮，离开上海黄浦江码头，驶向遥远的欧洲。船上的贵宾舱里，住着国民党政府新派的驻德大使程天放、少将陆军武官酆悌。此外，还住着“随员”李融清和江帆南。按照国民党政府的规定，随员是不能住贵宾舱的，只能住二等舱或三等、四等舱。这一回，为什么破例呢？

原来，那两位“随员”，来历非凡，按职务，比程天放、酆悌高得多。那位化名李融清的，乃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而化名江帆南的则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其实，这和叶剑英化装成马夫进入西安酷似——国共两党在进行秘密工作时所用手法竟是如出一辙！三十五岁的陈立夫是国民党要人。所谓“四大家族”，即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及陈立夫兄弟。

陈果夫、陈立夫是亲兄弟，陈果夫为兄，陈立夫为弟，浙江吴兴人氏。陈家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同一般。陈果夫、陈立夫之父，叫陈其业。陈其业之二弟，叫陈其美，即陈英士。蒋介石十九岁时赴日本求学，陈其美是他的同学，并介绍他加入同盟会。蒋介石与陈其美为结盟兄弟，也就视陈果夫、陈立夫为侄子，对他们深为信任。陈立夫早年赴美，获矿业硕士学位。一九二六年夏，陈立夫经其兄陈果夫介绍，出任蒋介石机要秘书，从此成为蒋介石心腹。一九二八年，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以陈立夫和陈果夫为首，建立了“中央俱乐部”，英文名称为Central　Club，简称“CC”。CC派成了蒋介石的特工组织。也真巧，“陈”姓的英文开头字母也是“C”，“C

C”恰好是“二陈”！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陈立夫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足见他地位的显要。蒋介石指派陈立夫为密使，理所当然。至于为什么选择张冲为陈立夫的副手，有三层原因：

第一，比陈立夫小四岁的张冲，浙江乐清人氏，十九岁时从温州中学毕业后，便入北京大学俄语系，精熟俄语。

第二，张冲是CC派中坚人物，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

第三，一年前张冲曾去欧洲考察政治、经济，熟悉那里的情况。

这样，化装为“随员”的陈立夫、张冲，均为CC要员，一个精通英语，一个谙熟俄语。令人费解的是，蒋介石为什么把密使派往遥远的欧洲？那是因为蒋介石曾非常仔细地读了共产国际“七大”的文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在莫斯科召开。中共代表团在会上提出关于组织“全中国统一的人民的国际政府”的建议书。季米特洛夫表示“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提议”。

蒋介石曾访问过苏联，访问过共产国际，深知共产国际是中共的上级。他舍近而求远，派出陈立夫、张冲赴欧，为的是转道苏联，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同时也希求建立中苏抗日同盟。陈立夫、张冲的行踪，虽说极端保密，却瞒不过日本间谍机关的眼睛。陈、张在意大利登陆后，正在与莫斯科联系，日本的报章即公布了蒋介石密使欲访苏联的消息。蒋介石得知后，急急召回陈立夫和张冲，使两位密使此行半途而废。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国共莫斯科密谈

就在陈立夫、张冲奉蒋介石之命回国之际，蒋介石却又发出另一份密电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急令刚从苏联回到迪化的重要人物重返莫斯科，以求完成陈立夫、张冲未曾完成的使命。此人不过三十一岁，湖南醴陵人，姓邓，名文仪，字雪冰。邓文仪和陈立夫、张冲一样，也是深得蒋介石信任的人。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一九二五年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送往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两年后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须知，原本担任主任之职的是周恩来。自一九二八年起，邓文仪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参谋、侍从书记，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四年后，他和戴笠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及中华复兴社，出任训练处长，成为国民党特务系统要员。考虑到他原来在苏联学习过两年，自一九三四年冬起，他被派往莫斯科，担任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一九四九年去台湾，曾任国民党台湾省主任委员。晚年著回忆录《冒险犯难记》上下册，由台湾学生书局于一九七三年出版，透露了他一九三六年在莫斯科的重要使命。当陈立夫、张冲从上海出发，踏上“波茨坦”号油轮的时候，正值邓文仪离开莫斯科返国述职，路过新疆迪化。那时，中共吴玉章等人，在法国巴黎创办了一份中文报纸，叫《救国报》。《救国报》初为周刊，后为五日刊，宣传中共的主张，发行四十三个国家，也在中国国内的北平、上海、天津、西安、武汉销售，总发行量两万多份。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该报因受法国政府干涉，被迫停刊。但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改名《救国时报》，重新登记，又得以发行。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的《救国时报》，刊载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拟的中共宣言，透露重要信息：第一次称蒋介石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