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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1页）

口，并继续向西北的红岩寺转移，以诱敌追入袁家沟口。当确知敌人已进入袁家沟口后，立即回返，两个营占领袁家沟口西南的东沟、李家沟南侧高地，另一个营占领桃园岭及其以东地区；第二二三团占领袁家沟口北面一线高地；第三、四路游击师在袁家沟口以南高地控制沟口，断敌退路，并担任警戒。”

7月2日拂晓。晨雾弥漫。

徐海东的望远镜也失去了往日千里眼的效能。他两眼使劲地盯着，已近半个小时了，两眼发木，眼眶发酸。他刚发脾气，大骂敌人，太阳都快出来了，还在村子口睡觉。突然情况出现了：敌人在袁家沟口村西头集合，尖兵已经向西出发。

徐海东一声令下，冲锋号一响，红军各种火器突然向密集之敌猛烈射击。第二二三团首先从北面发起冲击，猛扑敌人。

唐嗣桐警备第一旅，虽被二十五军拖得锐气大减，士无斗志，但是，仍然有恃无恐，求功心切，忘乎所以。唐嗣桐更以他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科班出身，打过几次胜仗，恃才放旷，骄横无度。敌人遭到突然打击，惊慌失措，敌成一团，慌忙向西逃跑，又遇到第二二五团居高临下迎头痛击。

这时，群山号响，满谷杀声。红军各连队勇猛杀向敌群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经过一番激战，敌大部被歼。

敌旅长唐嗣桐率残部向南突围，遭第二二五团一部和第三、第四路游击师阻击后，占据一个小寨子顽抗，经红军猛烈攻击，到午后全部被歼。

在战斗期间，杨虎城一再电令已经进到山阳县城以西洞峪口，离战场不到二十公里的东北军第一一○师前往增援，但该师始终未敢前进一步。

徐海东常对部下说：“打了胜仗还不算本领高，能抓住敌人的高级指挥官，才算是英雄好汉。捉到一百个大兵，不如捉一个师（旅）长。”几乎成了习惯，战斗一结束，他就带着手枪排亲自从俘虏中找大官。满脸胡子的唐嗣桐，上身换了一件灰布军衣，下身只穿了一条黄布短裤，还不如普通的士兵，活像一个老伙夫，被押到了徐海东面前。

“唐旅长，这些一在你辛苦了！”徐海东没笑，却很客气地说了一声。

“红军辛苦，红军辛……”唐嗣桐不知如何回答，更不知面前这位就是徐海东。再问他一些军情时，他就装模作样，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徐海东火了。狠狠地训了几句之后，说：“不老实，不服气，没有你的好果吃！带下去！”

唐嗣桐有些慌了，连声说：“请送我去见你们的徐将军！”

聋了一只耳朵的徐海东，没听清，扭回脸又问：“你要见谁？”

“见……见……见徐海东将军。”

徐海东亲自讯问过不少的俘虏，还是头一次跌到称他为将军。他苦笑了一声说：“你见不到他了，早给你们消灭了！”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张国民党的传单，向唐嗣桐摇了几下说，“你们这张纸上印着，红军的头子都死了，红军早已是一群没头领的乌合之众了……”

唐嗣桐低着头……他还能说什么呢？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一次次欺骗他们，把红军转移都说成是“流窜”，红军的著名将领，不知“死”过多少次了。

以“万户蜂”起事的袁家沟口，老百姓更是兴高采烈，拍手叫好：“唐嗣桐也犯了地名啦！一个旅的糖（唐）块，全都叫蜂吃光了！”历史就是这样巧合而富有情趣。

两年前，这里的“万户蜂”也分吃过“糖（唐）”。

袁家沟口这个山大沟深的乡镇，交通比较闭塞。三十年代初期，据说这里就兴起过一支自发的农民武装，以锄头棍棒为武器，反抗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号称“万户蜂”！县府衙门敢来此地催粮，逼捐，收税，就要当心这万户之众的愤怒的蜂，蜇他个鼻青眼肿，这个“马蜂窝”是捅不得的！1933年，山阳县民团头子唐靖，曾带队包抄过“万户蜂”，结果被农民群众打了个埋伏，打得敌人屁滚尿流，慌忙逃回县城。这一仗，听说还缴了几条长枪。当地老百姓都拍手称快，“唐靖犯了地名了，糖（唐）叫蜂给吃了！”

“万户峰”是以庙沟村的阮英臣等人，领头聚众起事。他们随后又以“抗粮抗款”为宗旨，组成一支“大刀会”，推举阮英臣为其首领。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初到达袁家沟口以后，徐海东、吴焕先等亲自跟阮英臣等人作过交谈，支持他们的正义行为，动员他们以“五抗”为斗争口号，发动当地的农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阮英臣等人深受感动，表示接受红军的委任和领导。红军将这支自发的“万户蜂”农民武装改编为第四路游击师战斗营，并授予他们一面鲜红的战旗！委任阮英臣为四路游击师师长兼战斗营营长，委派红军指导员夏云亭同志为战斗营政委，装备了武器，就这样威风凛凛地武装起来了。

不久，袁家沟口也建立了区苏维埃政府，地址就在“丰源”商号里面。门前贴着这样一幅对联：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开新世界。

附近老百姓还送来一块油漆匾额，刻着“工农当权”四个大字，高高悬挂在屋内。

这次袁家沟口战斗，第四路游击师有三百多人的兵力参加了战斗。随后，正式编入红二十五军建制。这支在战斗中诞生和成长的武装力量，三百多名“万户蜂”的子弟，在红二十五军这支英雄的部队中英勇地战斗，纵横驰骋……

袁家沟口一仗，全歼敌警备第一旅，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三百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一千四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四十余挺，长短枪一千六百余支，其他军用物资亦缴获甚多。红军只伤亡百余人。这一出色的歼灭战，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以来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喧次围攻。

袁家沟口战役，在徐海东不成文的“兵书”中，在红二十五军战史中，又重重落下一笔：“先疲后打！”

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07页。）

袁家沟口歼灭战所取得的胜利，充分体现了上面毛泽东所阐述的作战原则。

令接驾再长征　星陨四坡村“六月十三，红军出山。”

这是当年在终南山下广为流传的一句民谣。乙亥年六月十三，正是公元1935年7月13日，恰是陕西蓝田的焦岱、长安的引驾回两镇的逢集之日。

来自四乡的农夫山民，挑担提篮、推着“地老鼠”小车，络绎不绝，潮水般涌向集镇。许多穿戴翻新而又风尘仆仆的男女香客，朝拜完南五台庙，也混杂在赶集的人群中，更是拥挤不堪。街面上，人来人往，闹声嚷嚷。

就在这一天，取得袁家沟口战斗胜利的红二十五军，猛虎般地从山里扑了出来，横扫焦岱、引驾回两地民团，威逼省城西安。当地群众无不奔走相告：“红军出了终南山，一天赶了两个县的大集，老百姓都开了眼啦！”

7月13日，古城西安。

刚进入炎热的盛夏，闷热的空气，使人烦燥不安。如同天兵的红军，突然降临，更使驻城国民党官兵和反动势力惊慌惶恐。

城内戒严，人心慌乱。那些闻风丧胆的豪坤们，惶惶不可终日，纷纷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往外地。红军的逼近犹如一阵轰轰隆隆的闪电雷鸣，摇撼着西安绥靖公署的新城大楼。公署主任杨虎城被震昏了头，马上命令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停止西进天水，就地驻防。省城内外，顿时笼罩起一团战争的阴云……

西安城东南十五里，引驾回。

从前皇帝出巡回来，京都文武百官都到这个地方等候迎驾，故名“引驾回”，又名“接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