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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彭德怀批准了黄克诚的请求，将黄克诚调到了军团司令部，让他当了一名秘书，主要督办前委党务方面的工作。

对自己先是被抓，然后又很快被放出来，黄克诚并没有仔细思考内中缘由，毕竟是战争年代，哪里有时间计较个人得失呢。

黄克诚毫不知晓是彭德怀在关键时刻救了他。彭德怀一向光明磊落、正直无私，因而也没有向黄克诚谈论此事。

这件不能称其为秘密的“秘密”，在两个人之间隐藏了二十余年。

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这件事以一种证明他们两人有“父子关系”的方式被披露出来，黄克诚才知晓此事。不过，那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对彭德怀救命之恩的感激，而是感到愤怒与受到侮辱。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将他与彭德怀之间纯洁的同志关系、革命友谊玷污了！

调到军团司令部不久，黄克诚便被派往寻乌调查肃反打“AB团”的情况。

寻乌，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是一个较为富庶的边贸小城。

毛泽东那篇著名的《寻乌调查》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寻乌可以算是老革命根据地了，土地斗争开展得较早，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热情也很高，因而群众基础好；再加上当地党组织工作扎实，群众对红军十分爱戴。凡有部队路过这里，老百姓不但热情欢迎，还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红军。冬日的寻乌街头，冷冷清清。

黄克诚带领一个班的战士来到寻乌县城。

队伍走在街道上，很少见到行人。偶尔有人站在房檐下，但是看见黄克诚他们走来，便唯恐避之不及似的关上了房门，就连擦肩而过的行人也对他们十分冷淡。

原来，苏区各根据地都搞起了肃反运动，不少优秀的地方干部被肃掉了。

寻乌也不例外，这里打“AB团”闹得人心惶惶，很多人无辜受难，老百姓对此心中有气，十分不满，所以就对红军采取了这种消极冷淡的态度。

黄克诚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心情十分沉重。

回到军团部，他将在寻乌的所见所闻向军团前委一一作了汇报，说到动情处，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愤，对前委领导们说：“我们不能再搞自相残杀的蠢事情了！否则，我们将变成孤家寡人。”

黄克诚的这句话后来被应验了。他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发人深思的描述：主力红军长征之后，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无法坚持，这除了敌人的“围剿”封锁之外，还与打“AB团”扩大化而脱离了苏区的人民群众有很大的关系。

以后陈毅同志曾对我讲起过，他说胡灿原来在兴国一带的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肃反中胡灿被杀，当地群众无不病哭失声，他们对这种做法非常不满意。后来陈毅到了兴国，当地群众时他很冷淡，胡灿的母亲还当面质问陈毅：“我儿子究竟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要把他杀掉！”问得陈毅无法回答。

1931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开始发出了反对肃反中的“简单化”和“扩大化”的指示。

1931年12月，周恩来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在他亲自主持下，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使肃反扩大化的趋势一度有所抑制。就在这时，黄克诚再次被起用，被派往红三军团第一师担任政治委员。

黄克诚怀着平静的心情，走马上任了。

其实，在战争年代里，职务的大起大落是常有的事。不过，经过这一段波折，黄克诚更加坚信一点：不盲从，不苟同，无论身居高位还是身陷逆境，都应当一心为公，无私无畏。

转眼之间，1932年来到了。

1月初，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发来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重弹李立三进攻中心城市、实行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老调，指示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急攻赣州”，继而夺取吉安、南昌。

毛泽东反对冒险打赣州。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他力陈攻打赣州之弊，指出敌强我弱，贸然攻坚，势必失败。

然而，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受到排挤，他的正确意见被否定，主张攻打赣州的人占大多数。

1月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了红军攻打赣州的军事训令。

为执行攻打赣州的作战任务，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建了主作战军和支作战军。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主作战军，由红三军团担任主攻，红四军负责打援：支作战军，由江西、闽西军区六个独立师组成，负责游击、警戒。另外，红三军、红十二军、红五军团和红十六军组成机动部队，随时待命。

赣州，江西第二大城市，赣南政治经济中心。

它正好处在章水与贡水的汇合点，三面环水，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因而素有“铁赣州”之称。

红军准备啃这块硬骨头了。

2月4日，红三军团抵达赣州城郊。在扫除了外围之敌后，红三军团分别进占赣州城东门外的天竺山、小南门外的白云山，首先控制了制高点，以为支撑。

随后，红三军团进行了攻城部署：红七军担负攻击东门的任务，红一师见《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第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