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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部分（第2页）

坐上“红旗”车，总理按起隔音的玻璃板，然后问：“什么情况？”

“总理，康生在背后乱议论你呢，说你政治上跟他不一致，就是右。”我愤愤地报告，“你每天去看望，人家并不欢迎你，还理他干什么？不去了！”

周恩来坦然一笑，把身体仰靠到座椅上，淡淡地关照一句：“你们不许乱议论，搞自由主义不好。”

他仍然坚持去看康生，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并且一句议论康生的话也没讲过。

就在这件事后的一个月，就是1972年的5月，周恩来也被查出患了膀胱癌。

康生的膀胱癌，对中央各首长的保健医生们或大或小都是个警惕的信号。因为膀肮癌比较特殊，如果肿瘤不是长在膀胱的进出口处，患者没有感觉，很难早期发现。所有保健工作人员，一般都要注意保健对象的饮食起居有何变化，捕捉可疑的蛛丝马迹。

由于膀胱癌早期患者无感觉，不会在饮食起居上发生变化，所以全靠化验数据来判断了。

按照保健工作的常规，对中央领导要每月化验一次便尿及痰。

1972年5月11日，我将总理的尿样通过护士交给了保健医生张佐良。他是总理的第三任保健医生。第一任是周尚珏，后来调到北京医院任内科主任，第二任叫卞志强，后任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张佐良是1965年8月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来了不到一年就赶上“文化大革命”；总理忙得不可开交，他也忙得废寝忘食。

尿样一拿到，张医生马上化验，发现了三四个红血球。据说男性老人，尿里有一两个红血球还算正常的，但三四个显然就多了。

也许是血管硬化或尿道畸形造成的？也许是膀胱结石，小便时滚动磨出了血？可万一是肿瘤……

康生的例子摆在那里，不能大意。两天后，张医生慎重措词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前两天化验尿样结果有些不正常。也许是尿道出现了畸形或结石，也许是泌尿系统血管硬化，也许有其他原因，有必要再查一次。因为前两天做的只是常规化验，没做细胞学检查，万一是长了什么东西……还是再化验一下保险。”

“你呀，说了这半天都是废话。”周恩来豁达开朗地一笑：“说穿了，不就是怕长瘤么？明天留。”

第二次化验，在做常规化验的同时，赶紧做了细胞检查。检查结果请北京医院、协和医院、301医院和肿瘤医院的专家都看了，一致认为是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知情者都惊呆了。似乎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又把样本拿到天津，拿到上海……

5月18日，无情的结论终于完全确定下来：是膀胱癌。

于是，“总理医疗小组”成立了，由吴阶平任组长。遵循中国的俗例，所有人都统一口径。保健医生可以比专家小组多讲几句，但也不能离谱，这其实只是瞒自己。总理从一开始治疗就知道自己是膀胱癌，“只不过是个拖时间问题”，为了体谅大家的苦心，他也从不点破。医者和患者就这么心照不宣地留给对方一个朦胧的安慰。

总理心中有数，不仅在于有医疗方面的基本知识，更在于他长期以来对生病干部的关心而积累的经验和常识。在职在位的中央领导患病后，医疗小组的成立和对小组的领导过问，基本都是总理担负起责任。就是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干部，也莫不如此。不管是陶铸的胰腺癌还是陈毅的肠癌或是彭德怀的治疗与手术，总理都是亲自过问，亲自指定安排医疗和手术人员，亲自听取医疗汇报。这些老同志无疑都是受到了严重政治迫害以及人身摧残，但要说医疗和手术有什么“故意拖延和破坏”，这是不恰当的。我们亲眼目睹了总理那个操心尽力，确实敢向死者亲属及全国人民证明，总理的一片真诚可对天地，可昭日月！他对国际友人也是一片爱心，胡志明、阮良明、霍查、斯诺……都是他亲自过问医疗组的工作。

1965年底，总理曾给我们讲了件事。说陶铸病了，怀疑是癌。大家都瞒着陶铸，只有贺老总听说以后，马上去看陶铸，见面就说：“听说你得了癌症？”陶铸正搞不清自己的病，听贺龙一说就愣住了。贺老总又说：“你听我一句。如果最后确诊不是癌，那就赶紧去休息疗养一下，别把身体全拖垮了，这可是革命的本钱。如果确诊是癌，我劝你别在这里躺着了。日子不多了，得抓紧时间多于些工作啊……”

贺龙对待生命、疾病、工作三者关系的态度，无疑是有启发的。本来就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忙的一个人”的周恩来，开始了“抓紧时间多干些工作”的最后努力。

这种努力在发现尿中红血球增多到确诊为癌症的一星期里就开始了。保健医生很负责任，每天查红血球，曲线没有下降的趋势。医生劝周恩来借此休息一下，做全面体检；我们劝他借此出去疗养一段，调理一下身体和精神。

周恩来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凉，低声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总理的这个态度并不只是一贯忘我工作精神的必然，也不只是受贺老总那套“理论”的启示，这里还有形势和历史的要求。为了努力减轻和消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种种混乱及恶果，他必须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这种机会稍纵即逝，若不及时抓紧，又不知要付出多久时间多大代价才能再得一次这样的转机。他必须借此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尽可能使党和国家从危难困窘中摆脱出来。

许多人，甚至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中的部分同志，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喜欢说“四人帮”拖延干扰了对总理的治疗，使总理没有及时住院，没有及时手术，没有及时……

作为仇恨的情绪可以理解，在政治斗争中为了进一步激起民众对“四人帮”的愤恨而这样讲也无可非议。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四人帮”再坏也没有这么大本事。比如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人事安排等问题。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潜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之所以没有“立即检查治疗”，并非“四人帮”故意拖延。“谋害总理”，而是叶剑英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为了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不让“四人帮”趁机抓权而表示“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并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总理对自己的病也始终是采取治疗要配合工作。以工作为主的态度。他对医务人员明确要求：“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

就“四人帮”而言，如果总理放弃权力和工作，彻底去休养治病反而更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因为周恩来已成为他们谋取政府权力的“最大障碍”。在苏联，赫鲁晓夫等人即便没病也都曾以“健康原因”而被迫离开权力中心，周恩来虽然确实“重病缠身”，“四人帮”却无法以“健康原因”迫其离开，这是党心民心所向，也是直接取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本人的态度。

早在1965年，发现周恩来患心脏病时，毛泽东即关心地请他“工作量减少一点，少看一点儿文件”。总理患癌症后，毛泽东又多次劝他“安心养病”，“节劳，不可大意”，并一而再地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就我所知的情况和现在所能看到的证明，首先提出请邓小平重新出山的，正是毛泽东本人，而不是其他人的“推荐”，也不是周恩来的推荐。尽管周思来希望邓小平出山，但这种敏感的重大人事决策，除了毛泽东，没有哪个敢首先提出。周恩来只是写信向毛泽东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在信中对自己病体的态度是：“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我跟随总理去长沙，向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时，毛泽东充分支持了周思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