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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部分（第2页）

国外有些人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发自内心的尊敬说成是“政治生存”的需要和策略；国内个别另有用心或糊涂的人也跟着这样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所以也不可能理解总理。用现在时髦话讲，叫做“缺少共同语言”。

周恩来与毛泽东共事半个多世纪，他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和坚信不移是在风雨实践中不断培养加深而致不可改变的。他对毛泽东的决定坚决照办，说一不二，即便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种错误的决策，也坚定地跟着干了，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对主席的坚信不移，而决不是什么为了“政治生存”。

有一次，总理翻阅部队送审的红军长征路线图。他用手指头沿着那条红线极缓慢极缓慢地移动，不时停下来陷入沉思，眼里闪烁着忆念和激颤的波光。我相信，历史上的风狂雨骤，金戈铁马正在这静静的一室之中重现，并且发生着现实的启示和效应。

“小纪，你过来。”总理招呼新调来的战士纪东。指着《四渡赤水之战示意图》问：“四渡赤水的战斗你知道吗？”

“听说过，具体不清楚。”纪东走到桌前看地图。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指挥红军打的第一个漂亮仗，就是这次战斗。”总理左手举着放大镜照地图，右手食指在红军行进的线路和标示方向的箭头上移动指点：“我来给你讲讲吧。年轻人要懂一些历史……”

周恩来详细讲述了红军四渡赤水的地点、敌我双方的情况和形势以及战斗过程和结果。末了放下放大镜，问：“肖华写的《长征组歌》里，有一句很精彩的歌词，就是说这次战斗的。你知道吗？”

“是不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对，就是这一句。不是亲身经历过那场战斗是很难体会出这句歌词有多精彩的。”总理带着回忆与思考的神情，缓缓说：“赤水河战斗，我们甩掉了敌人，把蒋介石和他的部队搞得晕头转向，找不准我们的真正去路，等他清醒过来，我们已经赶了几天的路程，把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边……”

纪东更关心的是他直接为之服务的周恩来：“总理，这些战斗你都直接参加指挥了吧？”

“我只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一些具体工作，胜利主要是靠毛主席的正确决策。”

总理的这一回答，应该说是谦虚的，又比较实事求是的。他并不否认自己做了工作，有贡献，但他同时又将自己同毛泽东的作用区分开，将主要功绩归于毛主席。

还有一次周思来陪越南总理范文同去延安参观。在凤凰山毛主席旧居内，外宾看到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回到延安与毛泽东的合影，话起当年，周恩来感慨地说了一句：“我那时还是个娃娃。”

毛泽东曾经说林彪不过是个“娃娃”，但从未说过周恩来是个“娃娃”，周恩来是自己说自己是“娃娃”。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各民主党派、社会知名人士通报这个消息。散会后，许多人等在大会堂南门不走。当总理来到南门准备登车时，大家都围上来，纷纷含泪同总理握手。人群中不知谁说了一句：“总理，有您在，这是人民之大幸！”

总理马上纠正：“不能这么讲，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尽我的职责……”

我当时就感到，民主人土和周恩来讲的话，都反映了一种真实，都有他的道理。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尊敬、钦服、坚信不疑是第一位的，谈及这点，我并不否认他作为大政治家的稻略和他在极其复杂、似乎无望的困境中所表现出的高超的斗争艺术。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莫过于“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始终存在，并能保护下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老干部。这是中国在毛泽东之后，能走上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基本条件和保证。

记得尼克松访华，谈判公报，在北京没最后谈成，总理送尼克松总统去上海，在上海继续谈。具体谈判我们参加不上，但从有关同事的议论中。我们知道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总理以他的聪明才智，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谈成了“上海公报”，这一公报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长达20余年的封锁，正如美国人所评价的：“假若没有他，中国不可能如此顺利地与美国官方和公众建立友好关系”，“《上海公报》将仍然是外交措词最好的第一流文件”。

可是，公报拟定后，总理往北京打电话，主席正在睡觉。记得总理当时很犹豫。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犯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恢复，总理在办公桌旁走了好几圈急步，正如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总理下决心承担责任，不叫醒毛泽东作决定。

这样做并并非没有先例。当年我跟随总理去参加日内瓦会议，不少事都是总理先做了决定，回来再向主席汇报。

这次也一样，总理先决定了，然后再向主席汇报，还写了书面材料。写汇报时，总理反复措词，好象有什么预感似的，从没见过他那样的费琢磨。

回到北京后，总理有近半个月的时间神情忧郁，落落寡欢。那些天中南海里天天开会，每次开会回来总理脸色都很不好，但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饭量锐减，常常一个人默默坐在那里想心事。

有一次我请他吃饭，小心翼翼走进他的办公室，把两菜一场摆到他的办公桌上：“总理，8个小时了，你吃点东西吧？”

总理的目光在饭菜上稍触即离、声音有些沙哑：“留下一个汤就行了，其余的晚上再吃吧。”

我从总理的眸子里看到一种压抑和孤独忧伤的黯然神色，心里不由得一酸，莫名其妙地跟着难受起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了，封锁正在被打破，这本该高兴的啊，发生了什么事能使总理这样难过伤心？

我悄悄观察，悄悄打听，从负责会议服务的同志那里听到点消息。中南海里已经开了12天会，批周总理。江青、张春桥等人。或直接或影射，说总理是李鸿章，卖国主义。

我当时就激动地嚷起来：“跟美国建立关系，这是毛主席的决策，总理是在主席领导下做了具体工作……”

“听说是公报没有先向主席汇报……我也讲不清，这事可不敢再乱说啊，到此为止了。”

“总理打了电话，当时主席在睡觉，时间又不能等……算了，不说了。”

那时这类事我们都不好多议。总理同江青等人的矛盾，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罢了。

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发挥他的聪明才智，领导中国人民走他所设计的路；按照他自己的战略自由地采取每一步行动。周恩来那时没有这种条件和可能，他始终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