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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3页）

周恩来停下手中的笔，望我一眼，没有反对，说了声：“谢谢你了。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休息去吧。”

以后，每年春秋潮冷之季，供应暖汽前后，值班卫士都要在周恩来夜间办公时，替他在腿上盖块毛毯。

朝鲜停战，我忍不住提建议说：“总理，铺块地毯吧，其他首长都铺了地毯……”

“不要，我不需要。”周恩来摆手。

“可是，屋子太潮，你又不让翻修。首长们到你这里来开会。坐久了都容易腿脚受寒受潮，特别是一些老人，会闹腰腿疼。”

周思来似有所动，想了想说：“那好吧，办公室可以铺地毯，来客人共同得益。卧室不许铺，卧室只我一个人住，铺了浪费。”

这样，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有了一块地毯。但是卧室始终没有铺地毯。

周恩来的卧室陈设简陋。他睡一张双人木板床，上面垫一层棉花套，然后是一条普通棉布褥子。被子也是普通棉布被子。他不喜欢花布，喜欢素淡。被面是豆绿色的平纹布，被里是普通白市布。开始他使用的是养麦皮枕头，60年代，我们帮他买了个长方形海棉枕头，替换下养麦皮枕头。对于这一新事物“，所费无儿，他接受了。

木板床的两边很“热闹”。床头两把椅子，脚下两把椅子，“四星望月”一样围拱着大木床。因为卧室里没有衣服架，脚下放两把椅子是睡觉放衣服用，床头两把椅子是上床批阅文件时，放置文件用。

前面讲过，卧室是总理“第四办公室”，他每天要在床上办公3至6小时。躺床上办公，吊灯显然不适合，为了借光，周恩来不得不保持某种躺卧的姿式和角度，这样是很疲劳的。

我们向他建议：“总理，买个台灯或是落地灯吧，这样有利于办公。”

“嗯，是得搞一个，办公需要。”

我具体提议：“打电话叫宾馆送一套来，他们有储备，不用花钱。”

“自己用，搞那么高级干什么？”周恩来把手一摆：“不要麻烦宾馆，这屋里也没人看你的台灯样式。”

“这不是变库存积压为有用么。”

“这件事还是按传统办；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总理比划手势：“一个落地灯，很简单，稍微动动手就行。”

结果，他请中南海里的工人用铁管子自己做了两个落地台灯；卧室床头摆一个，办公室摆一个。是30瓦的日光灯，用洋铁皮打的灯罩。用了几天，洋铁皮反光，晃眼晃得厉害，他让我们在灯罩上刷了层绿漆。从此，这两个落地台灯便再没有动过地方，一直陪伴到他住进305医院，卧床不起。

总理住所最不方便的是上厕所。现在的公寓，从床上爬起来就可以进卫生间。西花厅当年不行，从卧室到厕所，须出门走一段路。厕所是总理的“第一办公室”，每天一离开床就进“第一办公室”，在外面走一段路，特别是遇上坏天气，对年龄大的人就实在是不方便了。

前面讲过，我曾利用总理外出视察、开会的机会，组织工人对西花厅进行了一些较大的维修改建。虽然挨了严厉批评，不得不将沙发、灯具、窗帘、家俱等物统统归还公家，不过，厕所总算改建了，一改就不会再恢复原样，解决了总理上厕所不方便的实际困难。

1965年，随着国家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我又动了修修西花厅的念头。

西花厅的前院有个水池子，有条小长廊。周恩来说：“我们号召人民节约一滴水，一度电，怎么能为我一个人浪费一池水？”所以，那水池子从未放过水，成了我们种试验田的地方。

小长廊更是破旧不成样儿。油漆剥脱，木料干裂。我同几位同志商量后，找周恩来汇报说：“总理，西花厅的木建筑必须保护，现在就需要修理一下。从爱护古建筑讲，也是应该修修了。水池子应该放水，改变环境，增加点空气湿度，对木建筑也能起保护作用。”

周恩来听说保护古建筑，痛快地点头答应：“有道理，可以搞一下。但一定要自费，不准花公家的钱。这里现在是我住么。”

我很高兴总理能同意，马上与有关部门联系。有关部门来看过后，算算帐，说需要2万元。

“什么？2万元！”

我楞住了。总理和邓大姐的全部存款只有2干元，差一位数呢！

“总理，人家说维修一下要2万元呢……”我想提议由公家修，到底没说出口，改为请示：“你看怎么办？”

“咱们还有多少钱？差不多我可以先找陈老总借点。”

“差一位数，咱们只有2千。”

“嗯，差太多了……”周恩来沉吟一下，说：“我看暂时放放，形势再好些时再说。”

但是，第二年就“天下大乱”，并且经济形势再没好过。于是，西花厅也再未维修，周恩来在那里住到病重入医院，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