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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第1页）

油熬豆腐嘛，这是老话了，民间都懂。”

豆腐做好了，烧豆腐成了熬豆腐，不过味道更嫩更鲜。那以后，我们都学会了“钱油熬豆腐”。

总理的工作餐喜欢吃大烩菜，特别是天冷时，白菜、豆腐、粉条，用肉汤一炖，别提吃得多香。每当他召集副总理们开会研究问题，或是找一些部长来谈事，吃饭时，最经常最多的就是吃大烩菜。一大盆子烩菜，每人都要盛三四次，个个吃得红光满面，热气腾腾。至今一些在世的老部长，你问他总理家的菜什么最好吃？个个都会回答：“大烩菜，再没有比那更好吃的了。”

总理经常点名索求的还有小米粥、玉米面窝头和高粱米饭。每星期—必要吃两顿粗粮，忘了做就会点名要。每年还要请那些在延安生活过的工作人员到家里来喝一次菜粥，小米粥里放点菜叶放点盐，每人都能喝好几碗，喝得心里潮起浪涌，喝得两眼湿漉漉，喝得多少往事又现眼前，喝得人人脸上泛起红晕。

有一次，周恩来津津有味地吃着高粱米饭，对我说：“南方人柔秀，北方人苍劲。我的身子骨和好胃口，都是靠了东北的高粱米饭打下个硬实底子。东北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永远感谢东北的高粱米饭、大风和黄土……”

还有一次，他要高梁米饭吃时，说：“我在东北上中学，就是吃高粱米饭。到现在还是馋这一口。”

从1958年开始，总理和邓大姐规定：他们的主食至少要吃三分之一的粗粮。到困难时期，总理和邓大姐又规定了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标准。而粮食又是将粗粮比例提到一半以上。国家完全渡过困难，到了1964年夏收之后，细粮的比例才提高，但也是只吃糙米，不吃小站稻等精米。

总理由于忙，是真正的日理万机，吃饭谈不上规律，也论不得习惯。不过，能够在家吃三顿饭时，还是可以说出点“规律”或“习惯”的。

总理的早餐应该叫“早点”，就是“点到为止”。不像现代科学研究所提出的“早饭要吃好吃饱。”

总理的早餐多数是在中午前后吃。先喝碗稀的，一般是小米粥或豆浆。偶尔也喝过一碗奶或一杯酸奶。这种喝奶的时候很少，除非是我们为了给他补足热量而规定了食谱，只上牛奶不上小米粥或豆浆，他也就喝了牛奶。

如果喝小米粥，他会就点咸菜吃。他喜欢的咸菜就是大头菜，切成丝，嚼起来咯吱有声。

喝过稀的，还会剥一颗煮鸡蛋，沾点盐吃。经常是边吃边进了办公室。工作太忙就不进饭厅，把早点拿到办公室，他一边批阅文件一边“点到为止”。

这个“点”，应该是点心。总理有时以鸡蛋当点心，有时也吃片面包片或蛋糕之类点心，吃得很少，他说：“点心点心，就是一点儿么。”

午饭在晚上七八点钟吃，晚饭在夜里12点前后吃。如果不是忙得进不了餐厅，那种正式用餐是两菜一场。如果同邓大姐一道用餐，或临时有客人一起用餐，就是四菜一场。

这种正式用餐，食谱是由我同保健医生及炊事员根据营养保健，所需热量及口味变化来调剂安排。

主食以米饭、面条、炒面、馒头、烙饼、玉米面贴饼和小窝头几样为主，变换着给总理上。比较而言，午饭吃米多，晚饭吃面多点。

主要的调剂还是在菜上。除了冰糖肘子、红烧鲫鱼、红烧肉、红烧狮子头、大烩菜、钱油熬豆腐之类前面点到过的菜，值得一提的还有：豆类菜；像蚕豆、豌豆、绿豆芽。

南方的绿叶菜；像空心菜、笕莱、鸡毛菜总理都很爱吃。

油菜、长白菜、圆白菜、油菜苔、肉末雪里红、素炒菠菜、栗子烧白菜，都是总理爱吃常吃的菜。

总理也喜欢吃一些小菜：煮盐水黄豆、炒咸菜、豆腐乳等等。如果喝酒，受欢迎的下酒菜永远有花生米。

爱吃是一回事，平日吃上吃不上又是一回事。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大量的时候是不能坐在餐桌旁正经吃饭的，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在汽车上，会场休息室或匆匆的走路中吃饭。

在汽车上的饭，最多的时候是喝一杯玉米面糊糊，吃两片面包。面包里或夹几片香肠，或抹些果酱。有时也喝杯麦片汤。比较而言，总理更爱喝玉米面糊糊。

如果是在会场休息室，我们常给服务处的李维信同志打电话，叫他准备一碗热场面，总理可以在会议休息时，边听汇报边吃面，有汤有面，吃着还可以。国家经济情况好时，面里放些肉丝菜叶；经济困难时，面汤上只漂几片葱花。

如果总理太忙，按我们的安排连三两分钟时间也抽不出来，那就通知人大会堂或有关人员准备几个素馅包子，在总理从一个会场赶去另一个会场时，拿在手里边走边吃。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总理边走边吃的情况几乎天天都有。

如果遇上突然的情况，临时增加的活动，总理吃不上面包、素馅包子，喝不上玉米面糊糊或面条，那就“饿了糖也能充饥”。他多次吃两块糖作一顿饭，或条件允许时要一把花生米或煮黄豆当饭。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更多了，那期间总理能正经坐在餐桌旁吃饭的时候可以说连五分之一也不到。且不说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就是偶尔接触总理的领导干部也无不发现了这个问题。铁瑛曾经掉过泪，他就亲眼目睹了总理要一把花生米，边吃边喝茶，这一把花生米就顶了两顿饭！

我们不会掉泪。因为天天见，天天是这样。如果哭，泪也早就流干了……

总理吃饭有三忌，这是不同于忌吃带翅膀的飞禽的另一种忌。

一忌公私不分。

西花厅院子里有不少空地，老花工周师傅便利用来种了豆角、白菜、萝卜、茄子之类蔬菜。到了夏季，各种菜蔬陆续下来，大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请总理尝个鲜。

那天，卫士姜贵春给总理端饭，上豆角菜时，顺嘴说一句：“这是咱院子里自己摘的豆角，很嫩。”

总理条件反射似地闪出警觉的目光：“给钱没有？”

“自己种的，往哪儿给钱？”姜贵春纳闷、惊奇，摇一摇头：“没处给。”

总理紧跟着摇头的姜贵春摇头：“你说的不对。公家地，公家水，长出东西就全成自己的了？回头你算算清，吃了多少豆角多少白菜，按市价该是多少钱，把这笔钱交了，分两部分交。一半交机关，是土地和用水钱；一半分给花工，是花工劳动所得。”

姜贵春回来一讲这个情况，我们都服气：这就叫公私分明。

也有不大服气的时候。

我跟随总理参加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那是1954年，像我这样自小跟着共产党长大的人，既有政治上的无比坚定性，又有思想上的局限、狭隘和教条性。用现在青年人的话讲：没见过世界还整天谈世界革命。1954年的国际两大阵营的对立正尖锐激烈，在我脑子里，不是太阳就是月亮，不是光明就是黑暗。所以，一旦接触高层次的谈话，诸如听到周恩来说“资本主义不是铁板一块”，“社会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时，谁能想象我是怎样的惊讶，目瞪口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