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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部分（第3页）

到湖南后，开始还用过少许救济军属、烈属。后来由于湖南经济情况较快好转，问题均能解决，这笔钱就用不着了。于是，黄克诚要翁徐文把这笔钱交给湖南财政部门。

这笔款项，黄克诚有批用权，但从未直接经手过。自始至终，均由翁徐文经管。

这个问题揭发出来以后，黄克诚非常担心。黄克诚恐怕翁徐文年纪大了记不清来龙去脉，又恐怕他已经把帐目销毁。而且，万一翁徐文已不在人世，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黄克诚已经背上“右倾反党”的罪名，但是实在耻于背个“贪污”的罪名。因此，他写信给代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迅速派人查清此案。

罗瑞卿受命率领一批人马亲赴湖南。

他们把当年曾担任过财会工作的人员均召到长沙去查对，把多年的老帐翻出来，一天一天地查问。

幸好，翁徐文仍然健在，而且他十分小心，事关钱财，怕有非议，帐薄、单据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连李富春批准的字据都在。

这样，一直查了半年，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来，最后不了了之。

军委斗争会停止后，黄克诚一直赋闲在家。

1959年后，他曾写诗自娱：七律自况少无雄心老何求，摘掉乌纱更自由。

蛰居矮屋看世界，漫步小园度白头。

书报诗棋能消遣，吃喝穿住不发愁。

但愿天公勿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

黄克诚有时阅读书报，有时默默散步，有时悄悄到郊外察看庄稼长势。

下雨时，他常常用脸盆接水测量降水量，关心农民的生产。

在当时，黄克诚也只能用这种方式关心国事了。1960年以后，大跃进等政策的恶果显露了出来。经济上比例失调，生产下降，供应匮乏，尤其是粮食严重短缺，城市减量供应，农村死于饥荒的人不断增加。

1961年1　月，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黄克诚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上，黄克诚见到了陶铸。陶铸再三劝他给毛泽东写封有点内容的检讨信。

黄克诚考虑再三，决定接受陶铸的劝告。他从别人的发言和文件中得到启示，着重检查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谈他过去对阶级、政党、领袖的看法，检查自己没能从马克思主义高度上来认识问题等等。

黄克诚罢职闲居，虚度岁月，希望能为党为人民做点工作。当时，毛泽东正在广州开会，要解决农业问题，决定不搞农村大食堂，实行评工计分等等。

听到消息，黄克诚非常高兴，认为早就该这样做了。1961年国庆节。天安门。

黄克诚获准上天安门观礼。此刻，他正坐在休息室休息。忽然，黄克诚看见毛泽东向他走来。他连忙站起身来，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对黄克诚说：“你给我的信收到了，看后我很高兴。”接着，毛泽东又告诉黄克诚，蒙哥马利和斯诺来华谈了什么什么等。

“主席，可以给我分配一点工作吗？”黄克诚乘机问道。“可以，可以。”

毛泽东回答道，“你还想回军队吗？”毛泽东又问黄克诚。

“我不回军队了，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供领导参考吧！”黄克诚回答。

1962年1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七千余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对发扬党内民主、扭转形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对“左”倾错误的认识上使全党前进了一步。

会后，除了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点名的彭、黄、张、周及李锐等关连密切的少数人外，其他被戴上右倾帽子的人以及受株连的人，纷纷平反。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彭德怀忍不住要为自己申诉，写了一份八万言书，送给中央和毛泽东。

不料，政治风云又起变化。

1962年9　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八万言书、被认为是替高岗翻案的小说《刘志丹》和有关邓子恢的材料，供批判之用。

开始，黄克诚获准参加会议。但会议开到一半，就不让他参加了。

这虽然使黄克诚从不得不发言表态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但也表明他的处境即将恶化。

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以贺龙为组长。

这次的专案审查，不再搞过去那样的斗争。黄克诚的日子比363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