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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6部分（第2页）

重大决策上，受普通国民的认识限制，不可能成为主导力量。只有在基本国家事务方面，国民才有充分的参与权与影响力。

当然，共和国的政治改革绝对不能走西方国家的老路。

从严格的意头上讲，政治的基础是文化。西方世界能够推行民主政治，与其历史文化有着必然关系。早在古希腊时期，民主政治就已深入人心。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世界逐步摆脱了教廷的控制，文化思想迅速传播，民主政治获得了肥沃的土壤，最终生根发芽，几百年来逐步形成了现在的局面。

共和国没有西方文化基础，也就不可能采用西方的政治模式。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摸索着前进，没有任何经验可谈。”王元庆在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显得格外小心谨慎。”我的想法是从基层做起，先在几个省市搞试点，找到可行的办法之后，再在全国推广。”

“如何做？”

“基层代表直选。”

“直选！？”顾卫民暗暗一惊，迅速思考一番，问道，“在多大的范围内搞直选，如何保证直选的客观性？”

“客观性的问题不需要考虑，资讯这么发达，让民众参与监督，问题就能解决。”王元庆稍微停顿了一下，“直选范围，先在县级试行，一年之后推广到市级，如果可行，最终推广到省级。”

“是不是太快了？”“并不快，有民意基础，缺的只是具体实行办法。”

顾卫民微微点了点头，说道：“直选只是一个问题，另外的问题同样重要，比如代表大会的权限。”

“权限必须搞清楚，幸运的是我们有法可依。”王元庆淡淡一笑，说道，“纪老为我们留下了很大一笔财产，按照相关法律，我们可以在代表大会建立更加全面的监督体系，赋予代表大会更加强大的监督权力。当然，我们可以参考某些西方国家的制度，在代表大会成立各种委员会，由其履行基本监督权。”

“监督只是代表大会的权力之一，还有立法。”

“立法更重要，代表大会的主要权力就是立法。”王元庆长出口气，说道，“我们的问题也在这里，行政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削弱了代表大会的立法权。幸运的是，纪老仍然为我们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早就对行政立法做了限制。我们要做的，只是逐步加强对行政立法的管制，特别是对各级地方政府行政立法的管制，将立法权还给代表大会。立法是非常专业的工作，可以在代表大会成立相关的委员会。随着改革推进，我们迟早得在代表大会推行全职代表制度。”

顾卫民再次皱起眉头，似乎不太明白王元庆的意思。

“省级以下的代表可以兼职，但是省级与国家级的代表必须全职，获得与同级公务员相等，甚至略高于公务员的薪酬。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代表的积极性，也才能让更多的民众参与政治活动，而不是让权力再次落到部分人的手里。”

顾卫民沉思一阵，说道：“这个办法没有多大问题，毕竟省级与国家级代表的人数非常有限，发工资对政府没有太大的负担。关键问题是，代表的工资由政府发，谁能保证代表不为政府服务？”

“这就得从立法上解决了。”王元庆看了眼顾卫民，说道，“通过立法，确定政府为代表支付酬劳的基本制度。国家级代表的酬劳好解决，国务院不会乱来。如果有必要，还得通过立法的方式，从地方政府的预算中抽取部分经费，优先保证代表的薪酬，避免政府干预代表大会。”

“只能这么做，不然就是换汤不换药。”

“办法想到了，具体的工作并不简单。”王元庆叹了口气，说道，“本来我想亲自负责这件事情，但是‘日本战争’久拖不决，外交方面的麻烦事一大堆，还有军队那些烦人的事情，抽不出太多的精力推进改革。”

“老王，绕了这么大个圈子，就是想让我来做嘛。”

王元庆立即笑了起来。

“没问题，我先通盘考虑一下，尽快给你一份详细改革报告。”顾卫民没有推辞，立即接过了重担。”你说得没错，我们已经到非改不可的地步。国家要想继镂发展，要想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我们必须迎难而上。就算前面是刃山火海，我们也不能有半点犹豫。所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就算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都要全力以赴！”

“老顾，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两人都笑了起来。

在民族大义面前，这两位曾经水火不容的领导人站在了一起。

卷八　百年积怨　第141章　积重难返

后世对王元庆的评价非常多，在很多人看来，王元庆只能算得上是“功过参半”的国家领导人，但是没人否认王元庆在特殊时期做出的特殊贡献，不管是一意孤行的发动对日战争，还是义无返顾的推行政治改革，王元庆在他那个时代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为中华民族复兴做出了卓越贡献。

作为“后来者”，王元庆的很多贡献都不比纪佑国差。别的不说，“政治改革”就足以让王元庆与共和国、乃至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人比肩。

如果说王元庆是“自觉自愿”的推行政治改革，肯定没人相信。虽然王元庆与纪佑国的关系非同一般，深得赵润东、彭茂邦、潘云生、庞兴龙等前辈领导人支持，与项铤辉、宗应仁、顾卫民的关系还算不错，甚至得到了绝大部分少壮派军人的拥戴，但是王元庆的基础远不如纪传国与赵润东，上任之初的影响力也比不上纪估国与赵润东，即便打赢日本战争也无法在众多官员心目中树立足够的威望。

实际情况是，王元庆上任的时候，政治改革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当年，纪佑国面临的问题是全球金融危机对共和国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必须设法为成千上万的劳动者提供劳动岗位，让成干上万的家庭获得可靠的经济来源，经济发展成了纪佑国的首要任务。为此，纪佑国启动了“炎黄计划”，依靠超前的科学技术发起了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产业结构调整”，从根本上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甚至为后来应付全球大萧条打下了基础。

王元庆上任的时候，面临的问题就是与经济发展严重倒置的政治体制。

虽然在“产业结构调整”后效的影响下，共和国的经济仍然在继续前进，而且随着全球大萧条结束，世界各国经济逐渐复苏，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获得了新的增长点，但是国家发展不能以偏概全，更不是一好遮百丑。在广西工作的时候，王元庆就认识到，共和国的所有国内问题都与政治体制有关。

解决不了政治体制产生的问题，任何改革都是换汤不换药。更严峻的是，如果由政治体制产生的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改革”不但会成为既得利益阶层牟取新利益的工具，还会受到民众的坚决反对。不说别的，中南风暴之后，赵润东决定将3家规模最大的国营电力集团拆分成6家规模较小的公司，允许民营资本经营包括聚变核电站在内的电力项目：改变由国家电网集团统一制定电力价格的制度，由各家电力公司直接与消费者签署电力供应合同；打破国家电网集团与国营电力集团的电价的垄断，让民众享受到更加低廉的电价，推动“电力革命”的前进步伐，从而更大限度的扩大国内消费市场，拉动经济增长。该改革方案一出，反对声不绝于耳，就连普通民众都坚决反对。原因无二，民众并不认为能够从这项改革中获得好处，认为国家借此扩大垄断规模，变相增加民众的生活负担。由此可见，受各种弊端的影响，民众已经谈“改革”色变，认为“改革”不是为了“让利于民”，而是变相增加民众的负担。

失去民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