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读书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704部分（第1页）

华国的大地主是要收地租的，每年还有农户孝敬的一些鸡鸭鱼甚至还有鹿一类的珍禽。而在欧洲，在英国，南方农场主的土地用来种植棉花用于工业生产。华夏资本主义萌芽同欧洲最大的不同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土地被谁占有兼并，而是土地上生产的东西为什么而服务，土地生产为什么服务就决定了土地上的人产生了什么的制度。

清朝的商品经济相对明朝，其发展速度更慢，覆盖范围的扩张速度更慢，形式更加散碎。

扼杀商品经济的，主要是皇家的集权程度。中国历朝历代，皇家集权能力是逐朝代递增的。而中央政府的社会资源的动员和组织能力是递增的趋势。

即便不是满族建立清，那么汉人自己的朝代提高集权水平也同样是大概率事件。

皇家集权之下，人的交流、迁徙、从事职业的事实自由更少，不利于商品经济；皇家集权之下，商品交易的核心规则就不会是公平自愿交易。因为如果公平自愿，则会妨害皇上“办大事”，在戎在祀那些所谓国之大事。皇家集权之下，地方大吏的封疆分割之权也约大，差异仅在于权力组合的差异和调整。中央、行省、州府、县这四级政府，在权力分割的不断调整下，其实对平民的限制越来越大，但支撑和服务的内容越来越少。

由此会造成地域市场的封闭性。跨地域的交易以及由此带来的分工，也不会有更大的需求。皇家集权之下，对纯消费的需求大，对生产投入严重不足。

所以在华国之前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多大比例是面向全民消费的。如果资本都没有持续的增长，也就谈不上发展资本主义了。

皇家集权之下，全社会会有多大空间支持生产型投资的提高？没有资本积累的商品经济，就不算是资本主义萌芽。

华夏历史上，凡是皇家集权程度下降的时间段，商品经济都会快速发展，如北宋晚期，南宋，明末，清末，官僚阶层从商的普及性够了，但是封建文化扼制了从皇家到士大夫的思路拓宽。

明朝和清朝的商品经济一言以蔽之，仅仅只是官商而已。官商，以奢侈消费和中上层消费为主，配合各种金融经济，这不算资本主义萌芽。

官家无法领导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他们的权力就能帮助他们获得丰厚的收入，就可以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了，只有商人，跟工业结合起来，才能成为资本家。

华夏自秦朝废封建、立郡县以来，就是一个官家说了算的社会，封建贵族也能起点作用，但他们不能说了算。

所以，华夏一直都是官家社会，官家大一统，大一统容易扼杀各种历史可能性，最重要的就包括扼杀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华夏历代都是农民社会，一个皇上，一群官吏，农民一盘散沙，抱不起团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思想一直占据主导，统治阶层只要大家都老老实实的做个良民，便满足了。

农民信息闭塞，一般都认账。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是肯定发展不起来的。但是工商业发展起，老板们见多识广，又出得起钱，网络密布，这时封建统治就能碰上对手了。

在西欧，星罗棋布的一个个城镇，一块块地盘彼此独立，势均力敌，忽然有一块地盘上发生制度突变，成立了城市公社，或者商人掏钱建立联防，维持内部治安，反抗外部侵略，并且成立一个董事会管理城市，管理军队，这时候，这块地盘上谁说了算？资产阶级说了算。

资本家们控制了暴力，建立了有利于自己的法规，于是资本主义诞生，封建主义消亡。

西方历史上资本主义就是在封建主义和****地盘的暴力均衡的夹缝中出现的。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很像中国的****社会，属于第三等级的商人，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推翻了国王和贵族，国民大会说了算，这是法国****消亡的途径。

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鸡吓猴的巨大风险。在这种个体反抗风险远大于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只要能凑合活下去，退缩忍让通常是农户的最佳生存策略。此外，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水平高，与外界交易的次数少、数量小，忍一忍也不是很要紧。因此小农对公正稳定的社会秩序的要求并不苛刻，也不愿意为此付出较高的代价。

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耐受性很强，对帝国官僚制度的适应能力很高，直接结果便是支持了帝国的统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饲的家畜品种支持了粗放的牧养方式一样，小农经济也支持帝国粗放迟钝的管理，并且间接抑制对帝国统治方式的耐受性较弱的工商集团的发育。

另外，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承受能力又孕育了导致帝国崩溃的隐患。由于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贪官污吏的行列，激励压榨程度逐步升级，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帝国制度轮回十余次而基本结构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也不能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从而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小农经济的基础不变，诱导或胁迫帝国制度发生根本变迁的利害格局就不能形成，王朝循环就不会终止。

欧洲形成了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工商业吸纳了大量人口，工业的发展又为农业提供了化肥农药等新投入的生产要素，从而提高了农业产出水平；发达的商业也保证了外来的食品供应，支撑着工商业分工的深化和繁荣。如此分工与专业化交互促进又相互支持，逐步改变了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这种新的文明体系及其市场色彩浓厚的激励机制，改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育意愿，最后达到了人口增长率和生产方式的承受能力的基本平衡。可惜，这些过程未能在华夏各个帝国两千多年的轮回中展开。

在华夏历史上，工商业的形成和发展与官府的关系极其密切。在早期阶段，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分工本身就产生于暴力赋敛集团及其支配的行政权力的需求和指令，这就是周朝的“工商食官”。

官营工商业以暴力强制为基础，垄断山林池泽和矿产资源，直接占用和支配人力物力，从事工业生产和内外交易活动，满足统治集团对武器、祭祀用品、交通工具和衣食住用等生活用品的需要。帝国的官营工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制造出了精美的祭祀用品、战车、兵器、航船、宏伟的建筑、精巧的手工艺品，以及相应的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帝国的代理官员是这套生产体系的直接管理者。

但是，无论官营工商业如何发达，它终究是帝国的附庸，是小农经济的剩余产品所支撑的政治军事组织的附庸。它没有自身的生命和发展动力。官营工业生产体系还面临着一道难以突破的边界：在自身的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中，分工越细，体系越复杂，代理链越长，管理成本就越高，分工带来的利益也就越低。

当管理成本高过分工所带来的收益的时候，分工发展的进程就会终止。

与官营工业不同，民营工业在市场体系中的分工和发展，是一种利益主体不断生成的过程。

官营工商业只有一个行政头脑，分工好比是肢体的分化和延长，存在着信息不通、指挥失灵和尾大不掉的风险。

而民营工业在肢体过长时就会自然断裂，生成新的利益主体。只要分工带来的收益大于交易成本，分工和发展的进程就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永远不存在管理效率和行政需要的限制边界。

所以，华皇只抓住重工业一项为国家直接掌控，轻工业，全部让民间自由发展，并且，国家银行给予支持，致力于建设整体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