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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3部分（第2页）

卡特莉娜卡芙公主无所谓，李泰熙有些抹不开面子，但是当三个人都躺在被窝中的时候，其实，也就这么回事。

“李鸿章还是可以的，至少，有大员的风度，让我们那些二十出头的大员出任外交官，拿出去就不像那么回事。”萌总裁笑道。

卡特莉娜卡芙公主嫣然一笑，“您是在说我吗？”

“嗯，别说是你，就是我，也赶不上李鸿章的气场。”萌总裁笑眯眯的拍了拍卡特莉娜卡芙公主的小手，“睡吧。”

萌总裁，卡特莉娜卡芙公主，李泰熙三人在被窝中翻云覆雨了一个多小时，萌总裁才满意的睡去。

过了几天，中日间仍有苦干问题悬而末决，主要的是撤兵问题和两**队冲突的善后问题。

日本改府内部对解决中日问题议论纷纷，据驻日公使徐承祖的报告，是“文多主和，武多主战”。

日本政府举行会议，决定采取“和平”谈判方式，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西乡从道为副使来中国谈判善后撤兵问题。

伊藤博文行前向徐承祖表示，他是一贯主张中日“和好的”，请中国政府不用怀疑，“俾中日如同一家，使西人不敢正视”。这些甜言蜜语，是日本外交家惯用的狡诈手段，旨在麻痹华国政府的注意力。

他们在中日亲善和好的外衣掩盖下，实现侵略阴谋。

伊藤一行于1877年的10月间抵汉城。徐承祖于伊藤起程前给李鸿章的电报，比较能猜透伊藤来华的真正目的：伊藤企图将罪责转嫁于中国驻军，并使中国驻朝鲜官员将来不敢轻于开罪日本。

至于撤退中国驻军，更是日本最关切的问题。

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清除日本在朝鲜侵略活动的障碍。

在中国方面，关于惩办在朝武弁一点，华国自始即认为吴兆有所办并无不合，绝不允日本的要求。

后来李鸿章与伊藤对此事责任问题，反定辩论，日本的讹诈没有成功。

关于中日撤兵一点，是李、伊天津谈判的中心问题，其影响极为重大。

华国认为中国驻兵朝鲜没有问题，因为朝鲜已经是华国的行省，中国在道义上没有撤兵的理由。

李、伊谈判又由撤兵问题谈到了两国共同出兵互相知照。

李鸿章仍然有顾虑，怕中国出兵助剿会引起国际纠纷，特别害怕日本乘机出兵。

华国在朝鲜的省政府负责一切朝鲜改革的决策，负责实施，其成员包括前稳健开化派、少壮开化派和政治上的中间派。

这些程度不同地有着开化思想的官员们，自农民战争爆发以来，虽随时伺机夺取政权，但因力量单薄，一直无力行动。

朝鲜省政府在建立之初，因中日战争爆发不久，战争尚在朝鲜境内进行，日本军政机构无暇过多地顾及朝鲜国内的政务，为军机处较自主地推行改革提供了可能。

因此，1878年内发生在朝鲜大地上的“更张”，更确切的说，是一场改革。

朝鲜省政府在短时期内，先后制定和发布了208件重要“内政改革”法令。

法令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除土地与其他财产权未涉及外，几乎包括官制、行政司法、财政金融、产业贸易、军事、教育、身份制度和风俗习惯等一切领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先看一下政治范畴的改革。

朝鲜由原来的六曹再加上外务相农商共8部组成。部下设局，每个局的权责及其在行政等级中的地位都作了仔细的划分规定。

稍后，这种体制又进一步精简，产生了由7部组成的内阁。分别为外部、内部、度支部、法部、学部、农商工部和军部。部下设有局、课（处）。与这项改革同步进行的还有官吏品级制度的修订。

月俸一律改实物为现金。传统的科举制度也予以废除，新的官吏任用法消除了两班与平民、文班与武班的差别。

地方官制也进行了重建，将原先的8道改为23府，以便地方行政管理更好地适应地方情况。

府下设郡，这样简化了以前复杂的建制。

不久23府又重组为13道直，但郡作为地方行政单位仍完整地保留下来。

至此为止，地方官府所行使的司法权和军事权被剥夺了，地方官府对当地民众的权限也被剧弱了，从而反映地方行政观念更加近代化。

其次，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离。

颁布了裁判所传成法，切司法问题都由该机构管辖。

地方裁判所包括特别设在开放港口的裁判所属于初级裁判所，受理上诉案件的为高级裁判所或巡回裁判所。

对警察权也进行了类似的分级改革。

汉城警务厅负责京都的公共治安，而在地方，各道观察使属下的警务官负责地方治安；后者独立于郡守行政管辖之外。

对财政管理也进行了元化的改革。

按照华粹党于1877年设计的改革模式，一切财务如会计、出纳、租税、国债、货币、银行和其它业务，都在新成立的度支部的权限范围内。

度支部下设9个管税司，监督全国220个税收署，实施税法，处理地方岁入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