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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6部分（第1页）

2月21日在熊本城南的川尻，萨军先头部队与熊本镇台兵发生冲突，打响了西南战争的第一枪。

在2月13日正式举兵以前的2月6日，萨军就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会上否决了西乡隆盛之弟西乡小兵卫提出的占领长崎以保证物资供应、阻止官军从水路攻击，并趁熊本镇台援救长崎时占领熊本，以期完全控制九州的提案，直接强攻熊本城。

朝廷方面对叛乱也有所防备，2月6日，陆军卿山县有朋就密令熊本镇台防备鹿儿岛暴动，12日又与伊藤博文（政府参议、工部卿）、川村纯义（海军大辅）进一步商议出兵，经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同意后进行了编制讨伐部队的准备。19日天皇颁布敕令，正式组成了由两个旅团编成的“征讨军团”，任命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征讨总督，山县有朋陆军中将、黑田清隆陆军中将、川村纯义海军中将任参军。后征讨军团增至8个旅团，总计有步兵55个大队，炮兵6个大队，工兵1个大队，另有辎重兵、骑兵和其他部队，合计58858人。海军出动19艘军舰，兵员2280人。

2月21…23日的熊本攻略战中萨军受挫，于是决定分兵包围熊本，在此期间政府军已逐渐完成出兵准备。在熊本外围，萨军警戒部队与小仓来援的第十四联队（代理联队长乃木希典少佐）在植木、木叶一带爆发遭遇战，结果政府军战败，联队旗被夺。

2月22日萨军全军各部在川尻集结，政府军与萨军在熊本城下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熊本镇台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迫使萨军放弃了强攻熊本城计划，改为长期围困。然而，熊本攻坚战贻误了萨军战机，挫伤了萨军的锐气，而政府军却在这期间逐渐完成了出兵准备，第一和第二旅团已从福冈南下。

政府军于4月15日解了熊本之围。同日，萨军全线撤退，政府军跟踪追击。6月占人吉，7月克都城，8月取延冈，9月追至西乡叛军的巢穴鹿儿岛城山，经过23天的围城战斗，城山于9月24日被政府军攻破，西乡中弹后“徐徐跪坐，俨然正襟，向东遥拜”，请跟在后面的萨军大将别府晋介担任介错，斩下了自己的头颅……

时8个月的西南战争，除却战争给交战双方以及社会经济带来的破坏和负面压力，在推动日本明治维新前进和近代日本的崛起方面起到了奠基式的作用。

西乡隆盛为代表的萨摩保守派的覆亡，代表着日本士族阶层的倒台。而幻想着“王政复古”的旧时代地主大名也就此打消了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维新派一争高下的念头。经过这场战争，明治政府渡过了政权建立初期风雨飘摇的局面而日趋巩固，维新改革派也就此一举奠定了在日本全国的集权地位。

思想统一、步调一致的日本在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山县有朋等人的领导下，迅速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各领域推行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日本的资本主义得以飞速发展，日本开始进入到向近代化国家稳步发展和对外扩张的快车道。

萌总裁决定亲自出巡朝鲜，并且在日本的这场最后的战争中，做点事情了。（未完待续。。）

【1055　日本局势】

时间一晃便进入了1877年。

萌总裁7岁了。

西南战争是发生于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2月至9月间的一场战争。

是明治维新期间平定鹿儿岛士族**叛乱的一次着名战役。

因为鹿儿岛地处日本西南，故称之为“西南战争”。

明治初年，日本虽然成立了以天皇为最高权力中心的政府，但日本尚未完成中央集权体制，从旧代延续下来的274个藩仍然保持着独立的军队、财政和领国内的统治权，明治政府对国内的控制力极为薄弱。当时的明治政府面临着三方面的压力：

首先明治政府本身并无直辖武装力量，仅仅靠萨摩藩、长州藩为首的倒幕各藩藩兵，假如萨、长联盟与明治政府的利益点不合，政府将无兵可依，势必垮台。

其次，明治政府在财政上仅能征收和调配全国资源的30…40％，却要负担作为中央政府的全部支出，因而捉襟见肘，支付能力十分脆弱。且此时日本仍在欧美列强的干涉和不平等条约压迫下，明治政府继承了幕府的对外债务和各项赔款，无疑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

第三，维新之后，日本整体政治气氛仍然停留于幕府时期，只不过效忠对象由幕府转为天皇政府而已。且各藩以维新功臣自居，在新政府中争权夺利。

政府中以木户孝允为首的开明派认识到：欲在内消除割据分裂的隐患，对外摆脱列强压迫的危机，必须构建与幕府时代不同，能“与万国相对峙”的新日本。

对于这个新日本的构架，伊藤博文明确指出：必须建立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一切政令法度皆出自朝廷”，而其关键在于废除各藩，清除构成“小权”的基础。

在具体实施上，采取先改革藩政，再“奉还版籍”（即各藩将土地和人民献给朝廷，不再为自己所私有），最终废除各藩的渐进式政策。

本来，这些东西，都是萌总裁开始向伊藤博文取经效法的。

萌总裁的华国制度，一方面来自，英国，德国和现代的一些制度，一方面也来自于日本。

但是，现在华国明显在制度方面走到了日本人的前面。

明治元年十月二十八日（1868年12月11日），明治政府下达“藩治职令”（统一各藩官制，强化政府对藩的监督控制；不受门第和旧习限制，提拔人才；藩政与藩主的家政分离），接着又在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一起推行“奉还版籍”；同时要求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向朝廷贡献兵力，设立御亲兵；后又实施“废藩置县”。在这一系列处理过程中，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从总体上看，主要矛盾有：

1、开国政策与“攘夷”派之间的矛盾。在倒幕运动时期，维新派以“尊王攘夷”为纲领，斥责幕府的开国行为是违背天皇意志的悖逆行为。然而在明治政府提出的维新政策中，第三条明文规定：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在攘夷派看来，开国政策背叛了以往道路，不止要讨伐夷狄，更要追究政府的责任。他们采取暗杀来清除政府内的开国派。与此同时，开国与对外贸易，不平等交换造成了贵金属短缺，而贵金属短缺又引起物价上涨，使得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这使得从武士、农民到市民，整个社会都蔓延着仇视外国人和开国政策的不满情绪。在后来的叛乱过程中，也多有攘夷派参与。

2、征兵制、秩禄处分与士族生存危机。如果说开国只是在精神层面上刺激了士族，那么征兵制和秩禄处分则从物质方面使士族的生存发生了严重危机。这也是西南战争的主因之一。在废藩置县后，明治政府即开始兵权归一、军务归一的改革，组建镇台，重新编制政府常备军，解散各藩藩兵，完成军队国家化。大量的藩兵在此过程中被迫退伍回家，从军士族大大减少，士族的出路越来越窄。以鹿儿岛县（原萨摩藩）为例，原藩常备军共计步兵16467人，炮兵511人，其他（辎重、骑兵）1190人。而取代旧藩兵的熊本镇台鹿儿岛分营，共计常备军四个大队，兵员不超过4620人，规模大大缩小。明治五年十一月（1872年12月），政府下达的《征兵诏书》和《征兵谕告》剥夺了士族引以为荣的当兵特权，虽然退伍回乡军士可拿到一笔遣散费，但仍然引起了士族不满，明治六年的福冈士族暴动就是一例。

世代继承的家禄是士族的根本特权之一，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虽有想法，但由于涉及到士族根本的生计问题不得不谨慎处理。在旧幕府时代，家禄与“奉公”联系在一起，奉公是履行对领主的封建义务，承担一定的工作，而家禄则是领主对此给予的权利，两者互相依存。家禄世代继承，工作职务也世代继承。但在废藩置县后，旧的藩政不复存在，士族们自然丧失了奉公的对象，而此时就形成了单方面领取家禄却不承担义务的局面。另外，虽然士族的俸禄已被削减，但仍占政府年度支出的20…30％（明治六年，政府的地租收入6000万日元，而家禄支出达1804万日元），是政府支出中最大的一块，使政府运转明显不灵。政府内部对一年白白支出近2000万日元的家禄意见极大，从四民平等和改善财政的角度要求处分家禄。明治九年八月，政府断然实行“金禄公债”制度，彻底废除士族家禄。虽然士族们得到了一笔抵偿金，但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士族，都因不善经营而破产，最终沦为劳动力市场上待价而沽的赤贫者。士族们丧失了一切物质上的特权，他们急需维持生计的出路，而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不甘与平民为伍出卖劳动力，那么剩下的途径只有将危机向海外转移，加强军备，进行军事扩张，将士族们的愤懑和不满引向海外。

“征韩论”在日本由来已久，早在江户时期，部分日本学者就开始歪曲史，声称朝鲜来是臣服于日本的，因此日本可以予取予夺。到了幕末，日本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获得与列强对峙的资本，而朝鲜自然而然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而在政府内部，形成了以西乡隆盛（明治维新三杰之一）为首的征韩派和以大久保利通（明治维新“三杰”之一）为首的内治派，其实对于征韩问题，两派并不二致，都认为必须对朝鲜发动战争。而不同点在于：西乡派要求立刻遣使，以获得开战的借口；而大久保认为遣使就是立即开战，而日本实力尚且虚弱，维新成果还未巩固，当下不是开战的时机。西乡派其主要着眼于当前的士族问题，要利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而大久保派则从长远考虑，谋求渐进式扩张，避免第三国干涉。

明治六年（1873年10月23日），天皇以敕书形式宣布采纳代理太政大臣岩仓具视的意见，推翻了西乡征韩一事。同日，以西乡为首的“征韩五参议”下野。

明治政府逐步废除士族特权，本就引发了士族的不满，而对外战争暂时被否决，向海外转嫁危机的途径也被堵死，士族宣泄不满的途径就剩下反对明治政府一条路了。而西乡和近卫军官们的下野，使不满的士族们有了精神领袖和实战指挥官，让不平士族们的基层和高层得以结合，时局发展到这一步，西南战争已是不可避免了。

萌总裁在北京密切关注着日本人的局势。

“总裁，出访的准备已经做好，华军第一野战师随时可以随行。”卡特莉娜卡芙公主对萌总裁道。

萌总裁点点头，拉过卡特莉娜卡芙公主的手，“这段时间，我和洁格格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有点冷落你了。”

卡特莉娜卡芙公主嫣然一笑，“没有，总裁爱和谁在一起都可以，卡特莉娜卡芙不会觉得冷落，再说，我和雨晴能长期在总裁的身边，比很多女人都好了，朝鲜的泰熙，还没有这个机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