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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从“邵氏”的股权变化方面看。1971年,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挂牌上市,当时,邵逸夫的两个儿子邵维铭和邵维钟均为董事。1981年,方逸华加入了董事局。次年邵维铭和邵维钟相继退出董事局。此后,拥有“邵氏”实质性股权的,只剩下邵逸夫及方逸华二人。
其二,从邵逸夫对结发妻子黄美珍的态度看。1987年10月24日,黄美珍在美国洛杉矶病逝,随后在美国举行了佛教葬礼。“邵氏”当时只在香港的报纸上发了个讣告,没有举行什么仪式。
香港人都觉得这很不正常,于是有人批评邵逸夫对这位结发妻子缺乏感情。旁人似乎看不过眼,于是香港《银色世界》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介绍黄美珍。
原文摘录如下:“她早在二三十年前已是亿万富婆,但一直自奉甚俭,也不闹特殊,这是当前女人们最缺乏的优点……六婶(指黄美珍)从不过问邵氏公司行政工作,也不会介绍自己的好友在公司里做事……与方逸华小姐相处,亦客客气气,十分难得。如果换上妒嫉心重的‘邵太太’,每天看见老公身处众香国中,前来吵吵闹闹或是一拍两散,那么邵氏电影王国也建不起来了。……”
该文看似称赞黄美珍恪守妇道,宽宏大量,实则让人发现她长期以来深受压抑却强装笑脸。
自从黄美珍死后,邵逸夫与方逸华开始公然出双入对,形影不离。为此,香港报刊几度传出邵逸夫即将与方逸华正式结婚的消息,但都被邵逸夫否认了。方逸华则对记者说:“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六叔一直很照顾我,他有魄力,我更欣赏他有恒心、远见和有时间观念,还经常给人机会。”
也许这是大实话。不过,方逸华的机会多了,邹文怀的机会便少了。方逸华加入“邵氏”后,邹文怀处处受到掣肘。《南北极》有一篇文章指出:“过去邹文怀得邵逸夫信任,一般性的用款,凭邹的签字便可向出纳领取。但从方逸华到了影城,掌管财政大权后,则多了一个严格的关隘。就算有了邹文怀的签字,也不见得能领到款项,即使有的能领到,却减了一截。”
邹文怀大权旁落,自尊心屡受伤害。终于促使他从“邵氏”卷走一批“死党”,于1970年6月正式创立“嘉禾”。
邵逸夫重用红颜知己,赶走邹文怀,或许这算不得什么过失,在这类事情上有得必有失。在这之后,他犯下的一个重大失误,是没有能够拉住李小龙。邹文怀立即把李小龙拉入旗下,令初创时期的“嘉禾”迅猛发展壮大,形成对老牌“邵氏”的致命威胁。
也许是因为“邵氏”当时人才济济,当时,虽然武侠片泰斗级导演胡金铨离开“邵氏”,改投台湾联邦公司,但另一位同级别的大导演张彻尚在“邵氏”呼风唤雨,并且,还有一位大导演李翰祥,在台湾自组“国联”公司十余年,结果大败而归,重新回到“邵氏”旗下。所以邵逸夫牛气得很,对李小龙的自我推荐毫不重视。
那时,李小龙在美国一心想跻身好莱坞电影圈,无奈他上蹿下跳也只演了几部电视剧,因此想曲线发展,到香港找家有实力的公司,窜红之后再杀回美国。一向心高气傲的李小龙,这次委曲求全,通过中间人士把自己的意思转达给“邵氏”上层。自从邹文怀离去后,邵逸夫大刀阔斧改组了班底。新的制片主任由袁秋枫担任,编剧主任是董千里,宣传主任是陈铜民,策划经理是易文,《香港影画》主编是朱旭华。这个“邵氏”新内阁,每周六与邵逸夫开一次例会。作为李小龙的中介人,“邵氏”导演许国参加了关于李小龙问题的“内阁”讨论会。许国介绍说,李小龙的条件是片酬1万美元,拍摄时间限定60天。邵逸夫认为李小龙是在漫天开价,他对制片主任袁秋枫说:“你写封信给李小龙,告诉他,我们的片酬是付港币3000到9000,拍摄时间不能限定。他有兴趣,就来谈谈。”
李小龙自然不会有兴趣来谈。
于是,邹文怀看准时机,开出巨额片酬把李小龙拉进了“嘉禾”。从1971年开始,李小龙主演了《唐山大兄》、《精武门》和《猛龙过江》等影片,轰动世界影坛,使整个香港电影业的格局发生逆转性变化,打破了“邵氏”独霸香港影坛的神话。李小龙也由此成为世界级的功夫明星(李小龙本书另有介绍)。
面对“嘉禾”崛起形成的巨大压力,“邵氏”出品也加强了暴力和色情成分。旗下的大明星和大导演们,都纷纷改变路线,比如重返“邵氏”的李翰祥,也不得不听命于邵逸夫,厚着脸皮去拍一连串的“风月片”了。
“色情加暴力”,是进入70年代之后,“邵氏”影片的新特点和突出倾向,因此引起了全社会的密切关注和强烈批评。香港记者曾就此问题多次采访邵逸夫,而邵逸夫是这样回答记者的:“我相信这不是邵氏公司独有的转变,电影潮流的变化是世界性的,欧美各国的电影比香港奇得多。就说色情和暴力吧,假如算他们十二分,我们只是三四分而已,问题是我们尚未习惯!”
当被问及港产电影是否有必要跟随西洋电影的色情潮流时,邵逸夫说:“这不是跟随不跟随的问题,电影是要反映现实,配合时代的。假如现实是如此,电影又何须要代为隐瞒呢?”
这种解释显然是会引起众怒的,于是招来了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抨击。1971年1月,香港《南北极》杂志刊登了刘绍铭的一篇文章,该文说邵逸夫的影片公司,每年拿出相当于一件女明星貂皮大衣价值的金钱,在台湾设立一个象征性的戏剧奖学金,居然还有脸说“为中国培养电影艺术人才”。
1973年9月,《南北极》又刊出《一群文化工作者给邵逸夫的公开信》,该文谴责邵逸夫缺乏社会责任感,希望他“商德日进”。该文的结尾部分说:“邵氏每年均赚近亿元,但我们却费尽思量,不解邵先生为什么从来不愿意放弃短视的生意眼,去拍一部内容较有深度的电影?”
邵逸夫的辩护词是这样的——“没有人希望做亏本生意,要我摄制只有一小撮人懂得欣赏的艺术电影,我宁愿拿钱直接支持电影节。”
邵逸夫完全把拍电影看成是做生意,什么赚钱拍什么。据邵氏影城的一位老编剧称,邵老板历来亲自审看剧本,在很长一个时期,只要在剧本中见到描写男女私戏,便会在旁边用红笔批字:“此处可以加黄色。”后来批多了,便简化成三个字:“加黄色!”
此时,“邵氏”扶植起来的人才继续流失。重返“邵氏”的李翰祥,以喜剧片《大军阀》获得4!“!”万票房的佳绩,并获!“!”73年度亚洲影展“幽默滑稽片导演奖”,更重要的,是该片一举拍红了许冠文,使他成为香港喜剧片的头号明星。
然而当许冠文拿出一个《鬼马双星》的剧本,希望与邵逸夫合资拍摄时,遭到了邵逸夫的拒绝,并把这个剧本说得一钱不值,结果促使许冠文离开“邵氏”改投“嘉禾”。而“嘉禾”及时推出《鬼马双星》,创下了香港史无前例的83!“万港元的票房纪录。
●入主“无线”
但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银海沉浮的电影商人邵逸夫,认为电影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好赚钱了。他看出经营电视业有利可图,于是把目光瞄准了电视传播业务。
二十多年来,邵氏公司一直雄霸香港影坛,独占鳌头,邵逸夫也由此获“中国电影大王”之美誉。进入80年代,香港电影热开始降温,邵逸夫便见好就收,淡出影坛,向房地产、银行和其他各种物业多元发展。
198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邵逸夫接替了猝然病逝的利孝和,成为香港广播电视有限公司(即无线电视)和其子公司电视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新一任主席,从此开始掌管香港电视业的大权。
香港电视业同香港电影业一样,同样是龙争虎斗之地。邵逸夫进军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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