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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约定：各路部队于二月二十一日分别由各自集结地同时出发，三月二日中路左右翼两军会合于二道关，又名尚间崖，然后，四路大军以炮声为号，齐头并进攻击赫图阿拉。

当时，据说是为了在心理上起到恐吓的作用，大明军队号称四十七万，并且基本没有进行有效的保密工作，致使努尔哈赤对明军在行军路线、行军时间、部队统帅人选等方面了如指掌。因此，当杜松所率领的中路左翼大军，从沈阳出发，沿浑河河谷经抚顺进入苏子河河谷时，努尔哈赤已经知道这是一支号称八万、实则三万的部队，于是，努尔哈赤调动全部六万八旗部队，将第一次打击对准了杜松所部。

战争真的开始了（9）

三月一日，杜松于漫天大雪之中，饮酒赏雪，并大醉。然后乘酒兴渡过寒冷刺骨的冰河，导致携带辎重的大部队没能过河。杜松遂兵分两路，大部队留在河对岸萨尔浒山下，扎下大营；渡过河去的一部分部队由他亲自率领，前去仰攻界凡山上的吉林崖。当日晨，努尔哈赤率军由兴京—赫图阿拉出发，下午到达萨尔浒山以东、界凡山以南地区，将杜松的两支部队从中间隔开，使双方的联系完全中断。然后，努尔哈赤也兵分两路，一路为六旗兵马，约四万五千人，前去攻打萨尔浒山下约两万人的明军大营；另一路为两旗兵马，前去吉林崖增援，夹攻杜松率领的部队。是时，雨雪交加，明军携带的枪炮火器受潮后无法使用，在八旗铁骑的攻击下，大败。入夜时分，萨尔浒山下的大营已经全军覆没，努尔哈赤随即将得胜后的六旗兵马全部调到界凡山下，围攻杜松所部。杜松率军拼死激战，终于多处负伤后，力战一夜而死。大明中路左翼军就此全军覆灭。

同是三月一日，大明北路军马林所部已经到达尚间崖。他下令兵分三路，成品字型扎下营盘，以便互为犄角。三个营地相互间隔约三、四华里。当日入夜，马林的侦察兵报告他，杜松正在相隔十五六里地的吉林崖苦战，马林没有前去救援，只是下令各营严密防守，由此，直到杜松全军覆灭。

三月二日，努尔哈赤率得胜之师来到尚间崖下。他先割断了马林大营与一个犄角的联系，然后倾力攻打这个犄角。最后的结果是：这三个本来应该相互呼应、相互支援的犄角，不光是不支援友邻部队，他们自己相互之间也是谁也不呼应谁，谁也不支援谁，最后，自然被努尔哈赤一个一个地各个击破。与这一路大军同时行动的叶赫部一万五千兵马，则根本没有投入战斗，马林所部全军覆灭后，这一万五千兵马悄悄离开前线，回家了。

当晚，努尔哈赤收拢大军回到界凡山，得到侦察兵报告，知道刘纟廷所部之南路军已经到达桓仁，而李如柏所部之中路右翼军也到达虎栏。努尔哈赤立即命几员重要将领星夜驰回兴京—赫图阿拉，以便防守大本营。

此时，明朝四路大军的最高统帅部并没有随着部队的前进而前移，最高统帅留在沈阳，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指挥协调大军行动。导致四路大军之间既不能互相联系，更不能协调行动。当时，努尔哈赤的全部主力部队都在战场上，兴京—赫图阿拉的大本营里只有不到四千兵马在守卫。在杜松、马林与努尔哈赤苦斗时，刘纟廷和李如柏若能够对赫图阿拉发起攻击的话，后来的结果如何就很难说了。结果，直到三月二日夜里，杜松与马林两路大军已经全军覆灭了，刘纟廷和李如柏还完全不知道友邻部队的命运，他们还在各自的位置上，安心等待攻城的信号——炮声呢。

三月三日，努尔哈赤下令杀牛宰羊犒劳部队。

三月四日午时，经过一昼夜休整后集结起来的八旗军，与刘纟廷部在赫图阿拉城外的阿布达里山冈上展开激战。战斗持续了一个下午和整个夜晚，到第二天凌晨，即三月五日早晨，刘纟廷及其部下将士大部战死。跟在明军后面的朝鲜部队，则在目睹明军全军覆灭的惨状后，放下武器，全军投降了努尔哈赤。

而李如柏则停留在虎栏。他既没有到达指定位置，没有按照炮声的信号前去攻城，也不去支援苦战中的刘纟廷，他只是停留在虎栏，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想干什么。有一种说法，说是从努尔哈赤向明军发起第一波攻击时开始，挡在李如柏大军前面的，就只有二十名努尔哈赤的骑兵。而率领数万大军的李如柏始终没有突破这二十个骑兵组成的防线，始终没有前往赫图阿拉城下，直到从最高统帅那儿接到撤军的命令为止。而努尔哈赤似乎也从来没有准备要攻击李如柏，只是在李如柏撤退时，象征性地追杀了一回。双方默契的程度之高，实在不能不令人怀疑其中必有蹊跷。

战场上实际发生的状况也印证了誓师大会上不好的预感：冷兵器时代，头盔的作用可能比今天的钢盔要大得多。有记载说，有一路大军主帅是一位凶猛的著名战将，谁知，他从兵器库中领到的头盔已经锈蚀，结果，激战中，被敌军一箭洞穿。一路大军主帅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当即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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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真的开始了（10）

这就是在晚明前清历史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萨尔浒大会战。

战后，明清双方的战略态势完全逆转。努尔哈赤占据了战略主动地位，大明帝国进入全面防守。

就此，不再需要更高一点儿智商，普天下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战争真的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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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广宁（1）

公元1622年即大明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出兵进逼大明辽东总兵府所在地广宁，即今日辽宁省北镇市所在地。

人们习惯上认为，萨尔浒之战导致了大明帝国与后金之间战略态势的完全逆转。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战后，努尔哈赤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得到了一切可能中他想要的最好结果，完全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八旗铁骑如狂飙般横扫辽左，天下为之震撼。

大明帝国从此处于艰辛的堵截防守之中。

而帝国最高决策层的混乱，则在这场战争之后变得更加严重。

与前线战事比较起来，他们更看重权力争斗中的利益格局。是否对国家有利，变得不再重要，是非、对错于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排除在决策者们的考虑之外。怎样做对自己更有利，是否是自己人，日益成为他们进行重大国是判断和决策时最为优先考量的指标。

这种情形，势必使战争最前线的艰辛变得更加苦不堪言，常常使这个民族中最优秀分子的数年心血，在一念之间或者一夜之间毁于一旦。

翻检中国历史，我们知道，这已经是常见的、典型的乱世之征兆。

如果说，萨尔浒大战对于辽东局势具有重大影响的话，那么，广宁失守，对于双方民心士气的影响，可能更加深远。熊廷弼就是这种情势的第一个牺牲者。

公元1619年即大明万历四十七年三月，萨尔浒之战结束。二十三日，朝廷起复在湖北江夏老家罢职闲居的前御史熊廷弼为大理寺左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这个职位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长助理兼中纪委委员，再以中央政府代表的名义，巡视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