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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然而，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当时，辽东地区的人口分布，汉族人口约占90％上下，女真、蒙古等部族人口约为10％左右。为了抚养10％的同族人口，诛戮——屠杀90％的异族。即便是怀有深仇大恨，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此种情形都很难被认为是富有胸怀和智慧的表现。若仅仅因为有能力、有实力杀人，或者叫富有军事才华，便要被颂扬为“伟大”或“雄才大略”的话，这种赞美甚至这些词汇本身，也就称得上是令人作呕了。

应用上述史实，大体可以知道，为什么努尔哈赤经过如此漫长的时间——三十六年，尚且不能完全统一女真各部，经过四十四年，还无法迈过宁锦防线，进窥山海关了。这样的统一战争，若打起来不艰难、经历的时间不漫长的话，也应该叫没有天理了吧？

知道了上述情形，自然也就不难了解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的秘密了。

在努尔哈赤时代，女真人主要以渔猎为生，在山林水草肥美之地，各随血亲族党屯寨居行。女真人不论男女都必须参加射猎，只留养育婴孩的妇女留守驻地。他们的谋生技能与军事技能相一致，生活形态与战争形态相一致，生产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遂形成全民皆兵的社会。他们不同部族之间各居一方，彼此间视弱肉强食为常态，不同族群间同类相残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或特殊的心理障碍。

女真人行猎时，采用群体围猎的方式，经常以十余人为一个射猎单位。他们每人出箭一支，各自说明其射猎计划，为众人所赞成者，就被推举出来，负责掌握所有箭矢的分配和使用，成为该团体的指挥者。其余人必须服从调度，不许离队越伍擅自行动，否则指挥者有权力将其处死。女真语称此小组为“牛录”，据说是“箭”的意思；称众人推举的指挥者为“额真”，意思是“头儿”、“主子”。射猎结束后，猎获物按照大家的表现集体分配。遂成为血亲族党部落的基本射猎单位，既适用于针对大自然的战争，也适用于针对人类的战争。

每年秋季，野兽即将过冬而最为肥美之际，将进行一次大规模围猎，部落中所有“牛录”均须参加。届时，每牛录各出箭一支，选出一个大“牛录额真”，为此次大猎之总指挥。女真语称此大牛录额真为“甲喇额真”。围猎结束后，所有猎获物按照参加围猎的牛录数量平均分配。

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其组织、协调、指挥、管理、后勤保障、训练、战利品分配等原则，差不多都是由此脱胎而来。

公元1601年即大明万历二十九年，随着战争和军队规模的扩大，努尔哈赤将此“牛录”与“甲喇”正规化为军事制度，规定300人为一个牛录；五个牛录即1500人为一个甲喇；五个甲喇即7500人为一个固山，每个固山用一种颜色的旗帜作为标识。这时，努尔哈赤共编成四个固山，分别使用红、黄、蓝、白四种旗帜，于是，固山就在汉语中翻译成了旗。此时，努尔哈赤拥有大约三万兵马。

十四年后，即公元1615年，大明万历四十三年，因应军事发展的需要，努尔哈赤将四旗扩编为八旗，增加了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四旗，八旗遂成定制。由此推算，当时，八旗部队的编制大约为六万人马。上述八旗旗主全部由努尔哈赤的儿子、侄子和孙子出任并世袭；早期跟随努尔哈赤起兵并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元勋们，或者陆续死去，或者被边缘化，成为类似今天职业经理人的国务管理者，而非所有者。

八旗组织不单纯是军事组织，同时也是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司法组织、民政组织等等，举凡财富分配、司法审判与裁决、社会生活及其组织动员也全部完成于八旗体制之中。于是，有研究者认为，八旗制度根本就是努尔哈赤确定的一种“国体”。

努尔哈赤速写（7）

在努尔哈赤的主导下，女真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等等全靠军事维持，整个社会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战争和抢掠，经济与财富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倚赖战场上的收获。努尔哈赤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将行围渔猎的牛录制度，催生为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再用八旗制度，将行围渔猎的女真社会组织成大型军事抢劫集团。从而，使女真人被转型、组织成了一个完全军事化的社会集团，或者叫完全社会化的军事集团。

就此，牛录制度生长为八旗制度，渔猎部落的基层组织一变而成长为后金国之国体，女真人由此才能被称之为旗人。他们大体被纳入八旗之中，分属各自的旗主所有或管辖。旗人与旗主之间有君臣之义、主仆之别。这就是为什么直到满清入关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主子”、“奴才”之声不绝于耳的原因。汉大臣与士大夫虽然毋须在皇上面前自称“奴才”，但此种观念，却似乎深植进了他们的血液与骨髓之中，以至于直到今天，文学和影视作品中，还要让他们口口声声称呼自己为奴才。

从现代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考察，这种制度粗糙简陋，很像是原始军事共产主义和氏族贵族共和制的混合体，世界许多民族发展的早期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不必说西方世界，仅仅我国秦汉以降的游牧渔猎民族，比如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乌桓人、西夏人，北宋时期的女真人和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人，直到现在的努尔哈赤，大体都有过不但“神似”，而且就连“形”也很类似的组织。甚至在对头发的处理上，他们都大致相同或者相似：前边大部剃光，仅留周围或后部的头发，或用帽子盖住，或者编成辫子，垂在脸旁脑后。他们中的大部分，经常会在一个出色领袖的率领下，以极快的速度崛起，排山倒海般地扫荡马蹄践踏过的土地，然后，又以极为神奇的速度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有学者指出，近代以前的日本人也有类似的组织形式，甚至包括对头发的处理。

与那些古代英雄们一样，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制度中，有太多游牧渔猎部落共同或相通的原始氏族色彩。假如从某种概念出发，一定要将其认定是独特的创意、突出的贡献和伟大历史功绩的话，自然也无不可。因为，和我们闹过的笑话比较，这实在不算什么。

事实上，八旗制度是一个原始渔猎部落和战争杂交后生下的怪胎，其中所具有的一点点贵族共和制的光辉，根本就无法敌过深植于其天性中的凶残基因。战争胜利后，当八旗勇士们兴高采烈地将掠夺来的财富、奴隶、牲畜们分成八大堆，然后再行瓜分时，就注定了这种制度嗜血的天性。

这种天性热烈而神秘，具有激动人心的功效，其从亢奋转向恐怖经常只在一瞬之间或者一念之间。

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的同胞弟弟。在将近三十年时间里，兄弟二人并肩作战，相濡以沫，努尔哈赤的基业有弟弟的不少心血。据说，有人曾经在舒尔哈齐家的门上，看到过一幅中文书写的残破对联。上联曰“迹处青山”，下联曰“身居绿林”云云，表明此人颇有汉家文化的风致。这位身居绿林的好汉大约十分勇敢善战，因此，曾经是著名的巴图鲁——勇士，并始终被看作是仅次于努尔哈赤的第二号人物，多次代表建州部落前往北京朝贡，与帝国朝野上下有着广泛交游并颇受礼遇。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导致他悲惨命运的重要原因。

舒尔哈齐从失去地位到死亡的过程高度诡秘，大约是大清帝国最不愿为人所知的最高机密之一。是故，在翻检有关史料时，阅读者可能会一头雾水，完全无法明白，这样一个声威显赫、地位仅次于最高统帅的人，怎么会时不时就要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受到侮辱，并被夺去兵权，如此彻底地被边缘化。

这种情形不太可能令人满意。据说，舒尔哈齐感到生不如死，于是打算移居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努尔哈赤立即杀死舒尔哈齐的两个儿子，将舒尔哈齐的家产全部没收，把一个忠实于舒尔哈齐并可能很勇敢的军官，吊在树上活活烧死。

努尔哈赤速写（8）

目前，没有人知道舒尔哈齐究竟是怎么死的。有研究者根据努尔哈赤的一生行事风格，断言是他杀死了自己的弟弟。

如果说舒尔哈齐死得足够蹊跷诡秘的话，还有一个人的死就称得上是彻底地蹊跷诡秘了。这个人就是努尔哈赤的第一位妻子、他的元妃佟佳氏。这位女士为努尔哈赤养育过两个孩子——嫡长子褚英、次子即后来的大贝勒代善。仅仅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断言，佟佳氏必定对努尔哈赤的早期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奇怪的是，这位努尔哈赤的元配夫人、两个具有崇高地位和影响的儿子的母亲，竟然在历史上消失得几乎无影无踪。舒尔哈齐在《清史稿》上好歹还有大半页纸的传记，而这位佟佳氏则只有一行字的记载，曰：“元妃，佟佳氏。归太祖最早。子二，褚英、代善。女一，下嫁何和礼。”她的身世如何，她的一生怎样，她的性情与为人有什么特点，她到底出了什么事，甚至连她死后埋在哪儿，等等，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这种历史也算得上是混账透顶了。同样可以断言的是，其中一定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