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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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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六章（3）

中国则经历了从清王朝崩溃向中华民国的过渡，一个个民国强人，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在内乱不已的硝烟中一一走过。封建制度虽然被推翻，中国的统一和现代化依然遥遥无期，日本对东北的侵吞，更加重了危机。

卢斯个人的变化同样令人惊奇。1923年他创办的《时代》获得巨大成功，不到10年，已一跃而成为发行量达数十万册、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影响显著的新闻周刊，甚至达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1932年5月7日，卢斯与内兄塞夫林豪斯一起登上开往中国的轮船，他们高兴地碰到了两位旅伴。一位是司徒雷登，他曾是卢斯的父亲在山东传教的同行，现为燕京大学校长；另一位是考古家、自然学家安德鲁斯，他以对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的六次探险而闻名，1923年曾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卢斯在甲板上散步，他与安德鲁斯、司徒雷登谈论的主要话题是中国和亚洲。塞夫林豪斯在日记中这样记录说：“司徒雷登、卢斯和我每次吃饭都是最后离开餐厅。我们一起交谈（关于中国），似有说不完的话题。”后来，到北平后，卢斯曾有机会与胡适等中国学者聚餐，塞夫林豪斯写道：“卢斯如通常一样，不停地向这些学者提出问题，如共和的进步、国际关系等。”“他总是谈话的中心。我很吃惊他熟知如此之多领域的事情。”

在这次重返中国的行程中，卢斯随身带着一些书和资料，都与中国和日本有关。他最大的兴趣是蒋介石，以及与之有关的宋氏家族。《卢斯和他的帝国》一书作者写道：

从一开始，宋氏家族的故事就令卢斯为之兴奋并可能吸引他的一生。查理宋从美国回到中国，作为向同胞传播美以美教的传教士，他又像一个商人一样创造了财富，并资助他的四个孩子，创造了极为惊人的奇迹。这四个人都与孙的继承人、努力统一中国的新强人蒋介石，有着政治或家族的关联。当蒋与苏维埃俄国打得火热时，《时代》对他冷淡，只将之视为另一个军阀而已。但1927年是他一生中的关键一年，他与俄国人决裂，屠杀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抛弃结发之妻，转而与美以美教徒宋美龄结婚。《时代》态度改变，开始充分认识他，蒋的肖像上了封面。报道称，他正在读《圣经》，他欢迎基督教传教士到家中做客。1931年，他皈依美以美教，与此同时，马克思的思想也在中国发展。《时代》再度给予他以荣耀。在此之前的10月，蒋和夫人一起出现在封面上，并以同情的态度报道他所面临的共产党和日本人双重威胁。卢斯现在希望能更直接地认识宋氏家族。（《卢斯和他的帝国》，第93页）

此次来到中国，卢斯没有见到蒋介石，但宋子文特地乘飞机从南京到上海与之见面。卢斯很高兴能与宋子文见面，他在备忘录中记录说：“他拒绝见任何人——除了《时代》和《财富》的主编，这两种杂志他都订购。”卢斯的传记作者也写道：“这位高个子的银行家、蒋的财政部长，非常注意建立公共联系。宋正在欢迎一个重要的伙伴，一个他可能希望不需要巴结的人。”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发展将证明，宋子文这一次重视卢斯的来访，与之结识并成为朋友，无疑是他的聪明之处。正是在卢斯的积极参与下，美国民间援助中国抗战的募捐活动才开展得有声有色。

卢斯会见宋子文之后，从上海沿长江而上，然后从汉口前往北平。在前往北平的火车上，卢斯意外地遇到一位共产党人：

他们前去北平。“火车时速从未超过25英里。夜幕降临后，我们穿行在山峦之间，这是土匪猖獗的地区，但并无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第二天，一位旅客是有教养的中国共产党人，他去过莫斯科一段时间，会讲英语。很自然地，他和卢斯之间进行了一场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紧张但又礼貌的争论。谁也没有说服对方。“讨论进行时，我完全被忽略了。”塞夫林豪斯有趣地写到。（《卢斯和他的帝国》，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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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六章（4）

这位与卢斯同车旅行并敢于公开其背景与经历的共产党人到底是谁，暂时无法考证。但这样的交谈，与行走中国的目击景象交织一起，加深着卢斯此次中国之行的印象：日本在入侵；共产党在中国顽强地存在着，国民党正对红色苏区进行围剿。

几乎与卢斯同时，另一个美国人也在1932年启程前来中国，他是冈瑟·斯坦（Gunther　Stein），在以后12年里，他将先后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英国《新闻纪事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远东的特派记者。他回忆初到东方的见闻：

我第一次到远东是在1932年。那时中国国民党军队正在同共产党军队交战，而日本则正不动干戈地完成他们对“满洲”的征服。他们的军队占领着上海外国管辖区以外的港区。……

我到了东京。

当时日本的陆军部次官，后来是战时内阁总理之一的小矶将军，在招待我的宴会上为日本的行为辩护，其论点之一便是中国的不统一。

他说：“自称是国民革命者的人动员成千上万人互相残杀，政府利用大量的外国装备来武装它的陆军和空军，与人民为敌，这样的国家不配为国际联盟的一员。只有少数孤立的匪徒在“满洲”抵抗日本帝国的军队，这个事实比你们新闻记者和国联代表所能得到的调查，更好地证明日本并未对一个独立国家采取侵略行动，而是一个善邻，对“满洲”受到暴政的3000万不幸的中国人尽它神圣义务，重建秩序。”（《红色中国的挑战》，第11页）

从东京来到上海后，斯坦颇感意外地发现，有的外国商人从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的角度出发，对日本入侵东北的行为持赞同态度，他们乐意看到中国出现分裂：

几家洋行里的中国通对事态的发展绝对乐观。当我告诉他们我对旅途所见所闻的反应时，其中一个对我说：“你不懂中国人。”我们正站在“上海俱乐部”著名的“世界最长的酒吧”旁，这对表达我对中国局势的意见来说，不是个合适的地方。

“你不知道，这正是需要有人打击一下那些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时刻。不论是‘白党’或‘赤党’，他们都需要吃这样的苦头。自从1924年起，他们确实得势了。他们觉得他们有力量，骄横起来。你知道，反帝国主义者要自己管理一切，如我们上海的公共租界。他们还要管理我们办得很好的海关和盐务署。在他们分裂为两个阵营之前，他们真的强大了。”

“强横得怕人。”他叹了一口气补充说。（《红色中国的挑战》，第13页）

70多年后，在读这些外国商人的幸灾乐祸时，不由得感叹当年中国的分裂和危机，有难以言说的悲凉。

当时，有一位来自美国的亚洲学专家生活在北平，所见所闻也令他感到困惑和失望。他是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几年后，他将受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委派，再度来到中国，出任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他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到1934年前后他在北平的观感：

像那时生活在北平的许多其他外国人一样，我越来越感到沮丧。我认为，我们在北平认识的少数几个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非常无能。他们所能想到的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不能采取行动制止这种局势呢？”或者“为什么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