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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不错，当年年轻气盛的毛润之毫不隐瞒这一点，他甚至还给起了个“湖南共和国”的名称，他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

毛润之认为，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省“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才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联省自治与湖南省宪法》，孙卓，《百年潮》，2005年3期）

阎锡山把山西经营成“独立王国”，与意在建立于宪政基础上的“联省自治”有明显不同，但在自治方面却又有相似之处。确保个人统治，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荣，阎锡山的山西在当时中国的确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政策与努力，使山西令世人刮目相看，阎锡山从而也具备了发动中原大战的实力。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改变了阎锡山的一贯作风和策略。当读到下面的这段叙述时，我开始有些明白：

8月，正当中原大战进行当中，6日，反蒋各派在北平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汪精卫的改组派为主，同时有西山会议派和阎、冯的代表参加，组成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七人常务委员会，决定组织中央政府，筹备召开国民会议，起草约法，并按照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的分工，推举阎锡山为中央政府主席。9月9日上午9时9分，阎在北平就职。

值得注意的是阎锡山所选定的就职时间：9月9日9时9分。在中国封建时代，帝王均以九为至尊，阎锡山此刻难道不是在以一种新的方式，满足成为全国中央政府之尊的欲望？与蒋介石的势力划分引发的矛盾冲突也好，与冯玉祥的分中有合、合中有分也好，能够靠自己的实力一夜之间走出山西“独立王国”，成为一国的政府元首，恐怕是使阎锡山改变自己的一贯作风，贸然走出一步险棋的内在原因。

“9”的选择并没有让阎锡山美梦延续。巧的是，在他就职典礼9天之后，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支持蒋介石，把阎锡山和冯玉祥逼进了死胡同。这一与数字“9”有关的巧合，对于阎锡山无疑是一最大的嘲弄，且将之看作是他的盛衰史中一段富有含义的插曲。

时间的巧合，不只发生在阎锡山身上。

张学良是在1930年9月18日通电支持蒋介石的，一年过后，1931年，还是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士兵，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侵略中国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1932年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2月29日，阎由河边村前往太原，宣誓就职，再度开始对山西的统治。失败过的阎锡山不会忘记教训，他回到了从前的自己，把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山西，暂时失去了与他人争天下的雄心。如今在河边村阎锡山故居的一对廊柱上，可以看到镌刻的一副阎锡山亲撰的对联：业宏根于识足，国健凭于计周。其中的自省颇值得细细体味，不知是否为他在失败后撰就。

封面中国　第四章（17）

蒋、冯、阎三人重新站到了一起。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们又该如何面对日本的侵略？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原大战已使彼此元气大伤。等待他们的不只是一个民族的灾难，还有他们各自命运的大逆转。此时，他们或许真的该为进行中原大战而后悔——如果他们有反省的话。

握手——交恶——对阵——再握手……三巨头的历史变奏曲，就这样在硝烟弥漫中起承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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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五章（1）

1931年9月18日，中国东北——当时国际上更习惯称它为“满洲”。（为表述方便，本书将交叉使用这两个称谓。）

沈阳通往长春方向的铁路，即当时由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经过一个叫柳条湖（又称柳条沟）的地方。夜10时20分左右，随着一声爆炸，硝烟腾起，平时不起眼的柳条湖，顿时变幻成一个巨大的阴影，把整个沈阳笼罩。

这次爆炸，史称“柳条湖事变”，后来又称“九·一八事变”：

夜间，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副队长河本末守中尉，带领6名士兵来到距沈阳北大营700米的柳条湖，将多包小型炸药设置在南满铁路道轨上。10时20分，日军将炸药引爆。东侧道轨接头处约有米的钢轨被炸弯，两根枕木损毁。20分钟后，一列从长春开来的列车还是安全地驶过爆炸点，正点到达沈阳车站。

这是《20世纪中国全纪录》一书中关于这次爆炸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出，爆炸的后果并不严重。

在上海编辑英文刊物《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记者鲍威尔，和一批外国媒体驻华记者，在“九·一八”后立即赶往沈阳采访。在日军的岛本少校陪同下，这些外国记者前往柳条湖爆炸现场采访。根据自己的观察，鲍威尔看出了日军事后的现场伪造：

在现场，我们和一些军事观察员看到3具中国士兵的尸体倒卧在铁路旁，可能他们是在逃跑时被击毙的。岛本少校说：“他们就在这儿引爆了炸药，炸毁了3根枕木和一段铁轨。”毁坏的地方已经重新修好，岛本少校一边说，一边把3根新枕木和一节新铁轨指给我们看。岛本又提醒我们说，从那3个中国士兵倒毙的地点，可以看出他们是在逃跑时被击毙的。但是，岛本少校却忽略了一个很小的事实：在那3个中国士兵的倒卧之处，居然没有血迹！由于在进攻沈阳的同时，日军还攻击了沈阳附近的中国驻军，所以弄3具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这儿，显然是轻而易举的事。（《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186页）

鲍威尔还写到，后来一位随国际联盟派遣的李顿调查团来到沈阳的美国专家，发现了日本人的一个更大破绽：

随团同行的美国专家道弗曼（Ben　Dorfman），仔细查对了南满铁路的行车时刻表，结果发现一列时速50英里的快车，就在日本军方所说爆炸事件发生后的20分钟内，竟然通过了所谓被中国方面破坏了的铁路路段！为了自圆其说，日本军方推出了一名证人。该证人是那趟列车的乘务员，他证实说，当列车通过那路段时，他曾经感觉到“轻微的震动”。（《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186页）

显然，柳条湖爆炸是由日本关东军自己一手策划的、后果并不严重的爆炸，但它却成了攻占沈阳的借口。

几个小时后，1931年9月19日凌晨2时20分，美国驻华公使詹森（Johnson）从北平向华盛顿的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发去一封电报：

张学良元帅的顾问端纳（Donald）刚才告诉我说，张元帅收到从沈阳发来的电报说，9月18日晚10时，一小队日军离开军营向沈阳城东南方出发，并用步枪和大炮射击东大营（进攻的应是北大营——引者注）、军火库及城区，炮火每分钟一发。约有70名在东大营的士兵受伤。城区受损毁程度及伤亡人数不详。端纳说张元帅已命令全体在军营的士兵藏好军械不得还击，并指出事件明显是日本军队失控，日本领事当局无能为力。直到今晨1时仍有枪声，在西门的日军似已包围城市。（《美国外交文件》；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