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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派，倒也形成潮头，后来，中央也有人点头，秦世理真的出山了。

艾平这时却被隔离，说是叛徒问题基本定案。

爸爸倒又闲得无事，秦世理搬走之后，他连下棋的对手也无了，便在家学习做饭，但总是搞得一塌糊涂。

忽然一日，有两个一胖一瘦的人来叫爸爸，说是到机关开会，两人都是编辑部的旧人，平日倒也常来，对爸爸也恭敬，以往，他们也是鹰派，情感近，爸爸便和他们说笑着同去礼堂开会。

大会开始后，台上不断念起名字，每念一个，便有人迅速把他们揪到台上。忽然，爸爸听到自己的名字，还没愣过神，双臂便被那一胖一瘦的人给左右架起，推上台去，早已准备好的牌子挂在胸前。

爸爸的罪名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漏网右派、反革命黑笔杆，人们又搜罗出他以往的文章、言行加以批判，爸爸听出许多出自于顾水林的赞助，倒也无言。

那次大会之后，爸爸便没回家，和省委其他三百多名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变色龙、小爬虫、坏头头、叛徒、特务、反革命关押在一起，叫“无产阶级专政管制队”。

打那以后，我们便很少见到爸爸，偶尔见到时，也只能是从远远的批斗台上，却又看不见他的脸，因为头被人按着。有天姐姐回家，说是她见了爸爸，被人押着，拎了个瓦刀去砌“忠字台”。她拼命喊他，爸爸只是扬扬手对她凄然地笑笑。姐姐扑过去时，被看管的人推搡开来，姐姐哭叫时，爸爸漠然毫无表情，只是默默地看着姐姐被越架越远。

爸爸的字迹倒是经常能够见的，都是检讨认罪书，和批判他的专栏文章贴在一起，而且多在我们的门前，还有些故意贴在我们的后窗上，遮得屋内无光，我和弟弟开窗推破过，结果，给妈妈招来一场麻烦。以后，妈妈也不许我们动了，我倒也懒得动了。总归白日之下也是黑的。

爸爸缘由是耍笔杆儿的，检查写得格外多，如今评定业务职称都需有著述的，如果检查也算的话，爸爸的著作也是很可观的，而且要数这部分为最丰富。我不知道当时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检查是否都是真正痛心疾首，但看上去父亲不是作假，字里行间透出真心的忏悔。

以往硬倔、宁折不弯的父亲形象消失了，我期望着父亲的归来，却又为他的软弱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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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纪事　第十五章　1（1）

学校开始复课了。

同学之间，除了每班都增收了普通干部和工人子女之外，其他的竟还都活着，且没有谁变了面孔。只是班上像我这般有十多个走资派、叛徒、黑五类子女，境遇相同，得夹了尾巴做人。靳峰竟依旧威风，他爸爸结合成省革委会的副主任，班级改成连排，他也成了我们的排长。山河依旧。陈伯年又回复了孙子态，跟屁猴似的围着靳峰转，大有再让靳峰骑他在校园里转上三遭的强烈心愿，靳峰却没那种意思，似乎待他也不差，谈笑很见亲热，陈伯年也渐渐恣肆。

曹亚薇变得冰冷了，每日上学放学，只身孑影，很少和人说话。人却出落得丰采了，衣服总显得紧张，凸些诱人的曲线。我知道避讳接触女生了，却又知道偷偷注视她们，听她们的声音了。终于，有一夜，我被莫名的、异样的焦躁袭扰得难以成寝，我才意识到，当然是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自己是个男人了，但却是渴望得到女性抚慰、保护的男人。

不知怎的，关于水蓉的记忆竟越来越清晰，那昏黄的灯光，温馨的肉体，奇异的萌动，抚触后慵懒的舒惬，依偎着甜蜜的呓语，都常常在睡前忆起，我想让她在了梦里，却又很少有过。

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喜欢睡觉，觉得睡时比醒时好。

在学校里应该说是常受欺侮的，反抗常常又招致更多的羞辱，我变得怯懦了，但心底却滋生了邪恶、仇恨，恨不得把人人都去撕碎。

工宣队的赵师傅对我还可以，他个头儿不高，却粗壮，络腮胡挂满的脸儿总是阴沉着。班上捣蛋的孩子，他总喜欢让他们站直了，用脚上那双黄黄的翻毛皮靴去踢，一踢一跌，硬朗的倒也罢了，越是告饶的，他倒越狠。以后凡是挨他踢的，都学会了，这边踢倒，那边慌忙爬起，“叭”地立直了，倒又免打。对我们这些人，他倒和言善色的，也没见歧视，更不用皮靴。只是有一次我的早点被几个工人子弟抢去了，我偷偷抹泪，被赵师傅看见了，用长满茧的手拧了拧我的脸蛋，“你呀，哪来的这么多女孩子气？娇生惯养长大的孩子，有啥子用？”

赵师傅的女儿，赵玲，也在我们班。黑红的皮肤，两把刷子似的黑发硬硬地撅着，像个男孩子似的粗声高气地说话，有时正上课，她会突然站起来叫她爸。赵师傅倒也不计，偶尔也会在班上唤她的乳名：“大妞。”

大妞待我极好，常毫无顾忌地和我接近，借我的钢笔，抄我的作业，有时也会塞给我一把炒花生米。碰到有人找我的茬，她也会大叫大嚷，用她爸爸去威胁别人，实在没用，就会挥拳扑上去。这样久了，同学都说她是我的“大媳妇”。一时又成笑料，她倒不计，大大咧咧地说：“曲柯，赶明儿你就真的到我们家，我们家三代工人，谁敢惹，气死他们！”

我却心里恨她，感到羞辱，但是她的帮助又是实际的、行之有效的，推也不得。只是这么着，曹亚薇更不愿睬我了。有次放学后，我到了她家，她闭门不纳，却从窗口露了脸，叫了两声：“大妞！大媳妇！”再也无声。

从曹亚薇家沮丧出来时，迎头却撞上陈伯年他们三五个人围了我。陈伯年揪了我的衣领，“他妈的！小子，你找曹亚薇干什么？”

“你管不着！”

话音刚落便有一拳盖在我的脸上，陈伯年咧着嘴说：“小子，告诉你，靳峰说了，曹亚薇该归我，你想插一杠子，小心我残了你。”

我瞥见了靳峰站在马路对面，若无其事地在那看着，我知道陈伯年的挑衅是靳峰的算计，他一直想着曹亚薇的。我没说话，陈伯年却晃晃我，“说吧，怎么罚？罚打，现在就成全你；免打，明天就拿十块钱来，弟兄们买糖吃。”

我几乎一夜没睡，在头脑中演了许多种妥协近乎于投靠而又不失自尊不受羞辱的小品，结果都又自己给否决了，天亮时，我才下了最后的决心，然后一整天就在一种临赴战场或刑场的忐忑中度过。放学后，我如约去了，他们依旧是凶恶地骂我，刻薄地嘲笑我，我胆怯地从书包里掏出的不是十块钱，而是一把磨得锃亮的菜刀。在我举起菜刀的一刹那，在他们惊叫着四散溃逃的一瞬间，我感觉我的血沸腾得直冲天灵，我的骨节在咯巴作响硬茬茬地顶凸皮肉。我胜利般的狂啸着，举着菜刀向他们砍去。他们的腿实在比我的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