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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虽然我完全不认可这些说法，但别人仍可能更大胆地断言：也许退学孩子太笨，无法照顾自己。要看一个人活得长不长，也许智商测验或学业性向测验的分数是最为敏感的指标，因为智商、学业表现总是与生存能力息息相关。

我丝毫无意暗示上述数据无用或毫无意义。恰恰相反，就是有了这类数据，才能使研究更为深入。教育程度与人寿命长短前后一贯的关联性，需要我们对这个现象做进一步的探讨。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章所检讨的整体健康倾向，会让人想到曾经引起争议的吸烟行为与心脏病、癌症的关联性。吸烟与癌症、心脏病之间，早在这种关联被人确切了解之前，就已被人们广泛接受。事实上，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认知，才使得科学家发出了警告。

然而，这种关联性的存在纯粹是偶然。吸烟只是依附在某个尚未独立出来的第三因素上，使香烟对健康造成的危险被人长期认知。但烟草公司仍旧继续做着广告，销售他们的产品。美国政府花费数十亿美元补贴，鼓励烟草种植和采收，但与此同时也耗费数百亿美元与心脏病、癌症作战。为了通过科学手段证明吸烟对健康的危害，香烟里的致癌物以及对心脏有害的物质必须找出来。

这些数据带着天生的局限性，加上我们对这种因果关系做了若干特殊性质的认定，使得情形更加恶化。与香烟中的特殊致癌物质和对心脏有害的物质不同，破坏一个人交往沟通能力的求学经验，不太可能提取出类似化学物质的任何有害成分。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像“请勿吸烟”的警告牌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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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与各项健康指标（2）

因为定性和定量的麻烦，分析的范围必须加以限制。我现在不是对所有和教育程度相关的指标进行全面考察，而是把焦点放在一个特定的健康问题上——那就是各种心血管疾病。

孤单问题如何解决？（1）

当然第一步要在意识上做出重大的改变。本书描述了美国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它的可怕祸害，就是想尽一己之力。它极可能是我们的健康最大也是唯一的威胁，必然会使美国社会元气大伤。

但是，本书汇集那么多数据，必然会引起不安，要想改变是有阻碍的。让整个医药界乃至整个社会认识到“真实的人类对话”以及人际关系具有治疗的力量，将会碰到强大阻力。本书提出的人际关系和对话观点，对于健康的维护是一帖激进的处方。

传统的医疗观念把大部分人的接触看做传染病的主要源头。我们把麻风病患者逐出社会，从而控制疫情；天花和结核病的流行，也因为隔离检疫而得到控制。在许多案例中，人的接触被视为传播疾病和死亡的方式。医学上沿用已久的“传染病”观念，使我们难以接受人际接触既能导致、也能防止疾病和死亡的观念。我要重申，沟通型疾病将会凌驾于传染病之上，成为21世纪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必须将这个已被人长期接受的医疗观念扭转过来。

同时需要扭转的是，人的身体不过是一部精致生物机器的论点。我们要一反四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医疗哲学史，提出人的身体是一部对话的器具。这个思考理路很激进，它认为诸如人的血压这样的生物功能，并不只是受到人体内部生理机制的影响，同时还受到人际对话的控制。它指出“对话”不仅限于说出来的话，还包括人与整个活生生世界的各种互动。这样，全新的视野将为之开启。它主张“抬头往外看”可以降低一个人的血压，也证实注视着水族箱的游鱼可以降低血压。这样就把诸如血压这样的人体重要功能放到了全新的思考领域。

血压受到人体内外的调节控制，它受到对话的调节，也受一个人对于外在世界的感受影响——这点与血压只受生理系统节制的观念大不相同。我们还提出，人类最为普通的一种活动——单纯的对话——不但会对心血管系统造成重大影响，也会影响到遍布整个身体的每一个细部，这是我们在沟通性疾病上面投入的崭新且备受争议的一道光。

沟通性生物观之所以被人拒绝，还有其他的原因。一大主因在于生物现象本身。一般的人在讲话时，通常察觉不出血压发生了变化。如果一个生物过程让人感觉或意识不到，它的真相就相当容易被否认。

不幸的是，人在对话时血压经常暴增得令人吃惊，如此的变化却察觉不出，这会让人以为：持续对话在生理上造成的负担，与自己和他人毫不相干。这种不相干使尼采所谓“莫大的寂寞”益形恶化，并且使人加快脚步奔赴其中。人在对话时，内在生理会发生重大改变，血压的变化只是其中一方面而已。因为心血管系统与人体的每一个细胞互动，因此人在对话时，会在每一个细胞内造成变化。

将近四百年来，医学被支配一切的哲学假设牵着鼻子走，以为人的身体就是一部复杂的生物机器。虽说所有的证据都显示情况即将改变，你一旦提出反面的假设，却会遭到强烈的阻击。我们只要详细观察求学失败者的惨况，或者都市里少数族群的惨状，便很容易体会。

此外，在所有族群中，低学历者高血压的罹患率比高学历者高很多，罹患早发性心脏病和过早死亡的比率更是高得惊人。不幸的是，社会上虽然给了许多精神上的安慰，却是用机械观念去看待这些医疗问题。如果高血压只和基因、糖尿病有关，而不是和人际沟通相关，那么“大我”和更大的“身体政治”也就跟这种疾病无所关联了。

问题是，如果高血压正如研究资料所示，至少在本质上是沟通的一部分，那又怎么办？如果这个威胁到生命的健康问题——以及其他许多疾病——出现了沟通型疾病的症状，不仅在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可以看到，有时也成了“大我”与“小我”之间日常对话破裂的一部分，则又当如何看待？如果事实上已有数百万计的美国民众过早死亡，而且现在美国民众普遍得面对这种残酷的可能性，又该怎么办？与其接受我们这种另类的医疗观，倒不如将高血压归罪于泌尿系统、小动脉系统或其他生化疾病，这样要轻松得多。

孤单问题如何解决？（2）

在面对求学失败和过早死亡有关的事实时，情形也是一样。否认是一种强有力的心理机制，就像大城市里的黑人很容易罹患高血压一样，教育工作者也有这样的需要——把儿童的身体看成不过是带着一颗心来到教室上课的饭盒。虽说通过另类观点明白一个事实，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它可以使教育观发生重大转变；但眼前的医疗事实将求学失败与过早死亡的高度可能连在一起，却让人深感不安。如果教师了解到，在教室和孩子们讲话的同时，他们也接触到了孩子们的心脏，情况将会如何？如果说话不再被视为“精神上的”，而是“心脏感受到的东西”，那么教室里的对话将会被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我曾经断言，如果能把求学失败和所致的沟通型疾病，视为国民过早死亡的主因——如果有了医学的帮助，教育工作者能够把身体只是一部机器的过时观念推翻掉，那么美国的医疗开支将省下一半！如果老师都能认识到，学生在校的表现并不只是心智上的，对话和言谈也并非仅仅是出于心智，而是心脏感受得到的东西；他们的教育世界不但会整个颠倒过来，而且有助于逐渐建立起一套新的身体政治，让所有的孩子都知道，他们是自己兄弟的看守者。如此一来，美国的身体政治就能够再一次把它的“躯体”找回来。

我相信没有一种观念，会比教育上接受一种名叫智商的“心智功能”，更能让数百万计的学生在不经意之间为之沮丧。这个概念原本是以利于他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