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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在北京，辜鸿铭过了几年平静、爽心的生活，可好景不长，随着武昌革命一声枪响，辜鸿铭精神上构筑的天朝王国的玻璃房上，留下一个圆溜溜的弹眼。历史像是个健忘的妇女，面对中西方这两个孪生的宝贝儿子，当西方已经在近代化的澡堂子里泡、洗、搓揉得浑身是病，乞求精神疗伤的时候，中国却还在中世纪黑屋子的门槛前的泥汤子里滚。

超前的思想、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性格、时空的错位，给这位学界的星宿画上了背时、保守的小丑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辜鸿铭成了众矢之的，更成了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旗手的活靶子。一个落后的文明古国，在挨打的时候，任凭辜鸿铭有三头六臂，其失落、败退在所难免。这个中西不同文化浇铸的守旧汉，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短兵相接的战场上顾此失彼、分身乏术。

在辜鸿铭的脑子里，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和群体记忆，中国的近代化不能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在大声呐喊无望的时候，他变得怪戾起来，以极端的方式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到了后来，辜鸿铭甚至把中国的封建国渣，诸如纳妾、缠足、贞节牌坊等臭名昭著的东西，都视为宝贝，一再赞美。

他认为，中国女人的缠足，如同欧洲女人的“束腰”，都是为了追求美感。中国妇女用的长长的裹脚布，就是西方女孩用来捆腰的细细长长的鲸须。

辜鸿铭觉得中国男人纳妾，就好比一个茶壶配四个茶碗，不会有四把茶壶配一个茶碗的。

一位西方人权妇女当面质问辜鸿铭，为何替封建思想巧辩？辜鸿铭笑而不答，反问女士是坐洋车还是乘汽车而来？女士说乘汽车。他又问汽车几个轮胎？女士答四个。接下来他又问车上几个气筒？女士不假思索说一个，结果逗得哄堂大笑。

针对一些洋佬对中国民族性的丑化、攻击，他反唇相讥：“英国佬的恶疾是兼有虚伪的傲慢；法国佬的毛病是可恶的伪善；德国佬的阴谋在于极端的自私；美国佬的毒瘤是庸俗；俄国佬的痛患是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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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捍卫传统文化的辫帅（4）

颇让人费解的是，辜鸿铭这种情绪化的反击，竟然比理性的抗议和忠告奏效得多，西方世界为这个东方的文化辫帅腾出了一席之地。于是，西方人盛传，如果到了北京，不看紫禁城没关系，但不能不看辜鸿铭。英国著名作家毛姆在拜访辜鸿铭后，说此话一点儿也不假，期间，尽管他受到了抢白、奚落。

辜鸿铭认为：“生活水平不是评价一个民族文明的合适尺度。今天美国生活水平比德国高，就不能说德国人没有美国人文明。爱尔兰土豆欠收，大不列颠贸易萧条，可能会降低了这些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然而人们不能由此就评判说他们已变得不文明。”

20世纪初，当西方列强叫嚣着要中国拆毁大沽炮台时，他声言：“在中国存在着一个更强烈的炮台，不引起世界应有的关注，很快甚至连外国人在中国谋生都不能—除非抢。”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他暴跳如雷地站出来戳着统治者的鼻尖骂。庚子年间，辜鸿铭写诗为义和团的小伙子们鼓劲：“来斟满我的杯，灌满我的缸；来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亮开旗帜开火吧，跟随强健的端王及其同仁！”

他公开宣称，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像法国兄弟在1789年那样，向全世界发出血的呼吁，呼吁中国人也应被当作人类对待……

有人说，辜鸿铭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在古今中西之争中演化出来的一个特殊而复杂的标本。也有人说辜鸿铭是中西文化不正常交欢中，产生的一个文化怪胎。还有人说辜鸿铭是西学泰斗、国学大师。但辜鸿铭却说自己是中国两个好人中的一个。他说：“一个是蔡元培先生，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清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好人的标准是什么？好人就是有原则，讲气节。”

当初你不爱我

你的声音是那么甜美

你的眼里充满了笑意

你的双手纤细温柔

后来你爱上了我

你的声音变得苦涩

你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你的双手僵硬干涸

这是多么的令人悲伤

因为爱使你变得

不再可爱

这首诗是辜鸿铭送给前来拜访他的英国作家毛姆的。他在告辞的时候说，“你来拜访中国的最后一个哲学家，我该送你点什么留作纪念才是。可是我是一个穷人，我不知道送点什么值得你接受的东西”，最后，他写下这首狎妓诗。并没有过度诠释或是强加新意的意思，只是通过这首诗，可以感到辜鸿铭如果不这么爱着国家，也许他将是一个完美而高尚的绅士，然而正是由于对国家的这份过于痴怨的纠结，使得他完全乱了步伐和阵脚。他因为太爱而变得太不可爱。

1928年4月30日下午3时40分，辜鸿铭走完了他73年人生之路。

据同年9月16日出版的《申报》记载，当时，在北京各色人当中，包括郊区的农民，北京总共剩下男辫子4689条。

看来辜鸿铭不是北京、更不是中国剪辫子最晚的人。

王国维—殉身不忍旧学亡（1）

一

在梅贻琦时代的清华园，当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朱自清、闻一多等先生默念着“独立精神”、“学术自由”进出工字厅时，清华园里还没有四层楼以上的建筑。

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工字厅是清华园的标志性建筑，清道光二年（1822年）清华园划出圆明园后，变成了王府和太子的书斋，庭院中还悬挂着咸丰帝御赐的匾额。清宣统三年初一（1911年4月29日），这里成了清华大学初期的校舍。

1925年4月18日，王国维举家从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搬进了清华园。

当时，清华教职员工宿舍分四个住宅区：第一区称“三所”，由外交部派来的校长、教务长等校领导居住；第二区北院，清一色的洋房，由外籍教员居住；第三区南院，房子为中西混合，住着中外教员；第四区西院，全部是中式的平房。王国维把家安在了西院的两所平房中，其中十六号有五间房子，他做了书房，十八号有七间房子，他做了家庭起居的宅院。两处房子各坐北朝南，正房三间，左右各有一偏房。

出了西院往东是成片的农家稻田，住宅附近有流水和小杨树林。王国维每天上午去研究院授课，下午在书房中会见学生或读书写作，在这里，他完成了蒙古史、西北地理等诸多方面的论著。

这一片缠绕在一起的街区，只有北风撩起的尘土呛着鼻子。王国维当年十六号的书房已被拆成一块空地，里面长了半人多深的杂草，在这座紧靠河渠的宅院后头，是吴晗、杨振宁等人的故宅，虽然这些房子都已经破败，但老的架构依然硬朗。不知是为了什么十万火急的原因，独独把王国维的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