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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两百多年前，安徽太湖寺前河赵朴初先祖赵文楷的状元府，现在早已成了烟波浩渺的花凉亭水库。离开故乡长达六十四年后，赵朴初在1990年第一次回到故乡。

“不教往事惹思量，任故里水深千尺，抑又何伤？问还存几多光和热，报我乡邦。”

让他往事不敢惹思量的不仅仅因为他儿时的家乡变成了一泓池水，更让他不敢细细思量的是这一池库水，还藏掩着他的一处硬伤。1947年，赵朴初的母亲陈仲瑄，一位娴于诗词、曾创作过《冰玉影传奇》剧本，善良又才华横溢的女子被当地一些极左的人，当作地主而误杀了。

赵朴初大约是在四岁时，随躲避战乱的父母从安庆回到老家太湖寺前河的。安庆市天台里北巷44号，这座远近闻名的翰林府，才是赵朴初1907年出生的地方。赵朴初祖上出过四代翰林，安庆老宅是他五世祖—赵家第二代翰林赵畇状元在同治三年购置的。这座宅院属典型的南方府邸建筑风格，由七进院子组成，花园、水塘、亭、台、假山一样不缺。

赵朴初的先祖与李鸿章及其家族都有着亲缘关系，陈独秀的先祖陈啸峰既是赵朴初先祖赵文楷的同乡好友，又是赵家请进状元府的第一位私塾先生。赵文楷曾为自己的书屋起名“独秀草堂“，并有《独秀草堂古今文》传世，这便更加印证了先有独秀山，后有陈独秀的说法。一百多年后，赵朴初就是在太平湖前河的状元府接受私塾教育的。

1907年，赵朴初出生刚满一个月，因为是长子，父辈以“混沌初开”的典故，起了“开孙”作乳名。百日时，父亲根据“返璞归真，悟初笃静”的古语，为他取了“朴初”的学名。

赵朴初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像那从尘世的泥塘中捞起来的一把柴火，由于不能完全燃烧，一旦生起火来，便随即冒出一堆刺激性的毒烟和瘴气，使人呛嗓子流眼泪。他的性与情皆美好地完备，自然地生长在天地之间。

赵朴初刚上蒙学不久，他就把“开孙”二字改为“开翁”，说自己就是“翁”。这一称谓一直用到晚年，90岁后，他又多了一枚“开翁九十后书”的书法印章。

1920年赵朴初在家乡读完私塾后，他来到上海，由母亲的挚友关静之照顾，继续读书。关静之随其弟关絅之住在觉园。关絅之是关羽的后代，其父关棠是晚清一代名儒，他是同盟会秘密会员，曾救过孙中山一命，是当时上海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佛教界活跃人物。

赵朴初结束学校生活后，便和关家大姨（关静之），大舅舅（关絅之）一起生活在觉园。觉园是一个美丽的庭园，园内有藏传佛教的金刚道场，有打坐诵经、听讲的香光堂，放生池里放养着无数鱼、龟等水生物，赵朴初就住在香光堂西侧的智照楼里。

1927年暑期，在苏州东吴读大学的赵朴初因患肺病辍学，他在觉园一边养病，一边帮助舅舅关絅之居士代写诗文、信札，帮助净业社收发报纸，起草文件。在关絅之的启发和悉心引领下，赵朴初开始攻读佛书，经过一段系统地学习，加上耳濡目染，21岁的赵朴初在这样一个佛化的氛围里，不知不觉走上了慈善为本，普度众生的道路。

《诗经》的表现方法有“赋、比、兴”，宗教之于人，就应该像这诗经三义中的“兴”。　宗教更加依仗个人的开悟，宗教的各种教义，必然不会如文学等艺术花哨、具体，但宗教却能更切题地直指本心。宗教像开在天地间的花，想通过自身的枯荣开败，来向人间通报一点天地的秘闻。

不久，关絅之参与发起了中国佛教协会，成为九名常委之一。赵朴初在这个汉、南、藏高僧大德齐聚之地，与佛教结下了殊胜因缘。

也是在觉园，赵朴初以佛教徒慈悲大愿，积极加入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又投入到了反对内战，最后登上了佛教界领袖和国家政协副主席的高坛。

赵朴初—竹影扫街尘不动（3）

四

太湖—上海—北京，赵朴初最后的生命停在京都的南小栓。赵朴初在这里恢复了“文革”中被打倒的全国佛教协会，恢复了各地的寺院，并组织和领导了佛牙塔重建，鉴真像归国探亲，香港天坛大佛、无锡灵山大佛的建造，以及1999年9月19日，北京房山云居寺石刻佛经的重新入穴等。

如今，赵朴初离开这里已整整六年，沧桑凸凹垒砌的老墙上，四处弥漫着清澄、寂静、苍凉的清明之气。

佛操纵过千军万马，佛说过千言万语，但是佛在人间的收成毕竟有限。赵朴初生前所做的努力，好似往一个破了洞的口袋里填玉米粒，而这个口袋则像众生的人生一般，永远得不到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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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捍卫传统文化的辫帅（1）

一

清末民初，北京城里有两条椿树胡同，一条在东城，一条在宣武。有文字记载说，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曾住过椿树胡同，于是，这两条胡同在人们心里的印象，便不再如它们本身一通到底的形象那么简单了。

辜鸿铭生在南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卒于民国时期的北平城。历史在这段时期的莫名亢奋，使他在辜鸿铭居住地的问题上哑了嗓子。不过从辜鸿铭在北大红楼曾谋过职这一史实，可以推断他居住在东城椿树胡同的可能性较大，因为这里离沙滩不过几百步路程，辜鸿铭坐洋车上下班十分方便。

旧时东城的椿树胡同，在“文革”前改成了现在的柏树胡同，有关书籍中介绍的辜鸿铭故居的地理位置，已无踪迹可寻，这里的居民及有关文物部门对此更是一问三不知。

黄兴涛教授在《闲话辜鸿铭》一书中写道：“1921年，辜鸿铭住在东城甘雨胡同。”这条胡同旧时叫干鱼胡同，与柏树胡同相隔不远。但黄兴涛并没写辜鸿铭所住院子的门牌号码，现在很难从这一线索上有所发现。

宣武门琉璃厂附近的东椿树胡同18号，是一坐独立的小院。这座民国时期的院落，现在像个捏在抠门的市场小贩手里的塑料袋，又小又不结实的袋子里一兜就是七八户人家。

但即算这一棵曾经枝叶搡挤的大树，以眼下苍枝虬干的形象存活世上，也无人能用热闹的烟呛气将它先天滞留在体内的暗流置换出来。这座院子的建筑主体是西式结构，一个学贯中西并有着中西双重血统的人，照理也该居住在亦中亦西，中西合璧的房子里。

清末民初150多年以来，国学逐渐走向式微，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胡适、王国维、周作人、陈寅恪、顾颉刚、梁漱溟、冯友兰、钱穆等为代表的国学大师当中，唯一流着西方血液的国学大师只有辜鸿铭。

不过，每说起辜鸿铭，人们的眼皮底下就立马沉沉地甩过来一根花白的长辫子。一个大男人扎一根麻花辫，在如今人们会赞叹道：“啊，看！艺术家！”但在民国初期，人们无论何时看见他，都会由此辫子而对这个“死性”不改，所谓作惯“奴隶”的老顽固剜上几眼。

于是有人说，辫子是辜鸿铭的政治旗帜；也有人说，辫子是辜鸿铭的秉性符号；还有人说辫子是他思想的标识。

在民国初期，中国有三条背负沉重名声的大辫子，一条牵引着帝国复辟的噩梦；一条七抹八拐缠地在颐和园的昆明湖上，最终结结实实地系上了个死疙瘩；还有一条则是一根牢实的绳索，牵扯两头的是中国和西方之间碰撞与抗争的民族气力。他们三人在全国乃至宣统皇帝都将发辫“喀嚓”一声了事之后，依旧蓄留发辫，宣称效忠清室。张勋、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