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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料销毁。这样一来，材料全部被烧，车辆开走了，警卫人员也都撤走了。事实上，1958年7月底，赫鲁晓夫在北京和毛泽东之间不顺利的会见已经影响了苏中之间的核合作。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代表对核专家们说，赫鲁晓夫走了，你们也收拾行李吧。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说，在关系破裂以前，中国人提出要的东西，我们几乎都给了他们。我们对他们不保守秘密。我们的核专家同他们的正忙于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设计人员进行了合作。我们自己的实验室为他们培养了科学家。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人一枚原子弹样品。他们把样品组装起来并装了箱，随时可以运到中国。这时，我们负责核武器的部长向我作了汇报。他知道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决定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给中国运去原子弹，中国人一定会指责我们违背协议，撕毁条约，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开展了诽谤我们的运动，并且还开始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土要求。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最后，我们决定推迟给他们送去样品的时间。

实际上，赫鲁晓夫不是推迟，而是彻底拒绝了。

刘杰说，从庐山回到北京后，我们感到这个形势的发展非常严峻，虽然对于原子弹援助他当时采取的态度不是断然的不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引深了来考虑啊。宋部长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都是我们奈何不得的。但我们得准备一把伞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原子弹的问题，连核工业的问题都有可能停止援助，要做好应急准备。所以就根据这个情况做了全面的部署，考虑怎样来加紧有关工业的建设。那时许多工程正在设计和建设，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建设的速度和苏联设备的供应，苏联供应什么设备，我们自己搞什么设备？我们面临的中心的问题是如何以加紧建设来催促他们的设备，因为他不是有个借口嘛，说你们的建设还早呢，你们的建设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要着急。第二个问题就是设备，我们一桩桩、一件件催他交付，最紧张的时候，我天天都问满洲里进来了哪几台设备。那时有一个供应局，一个姓金的女同志专门管这件事，天天上班就到我们办公室，报告说今天进来了哪套设备，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我们在各个施工现场也采取了有力措施，抓建设进度。苏联专家估计我们的建设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他也让我们不要着急，而我们实际上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加快建设速度，以此来促使苏联设备的及早供应。

在这段时间里，苏共中央即将撕毁协议和中止援助的决定，还没有向下属传达，二机部利用这段时间差，迅速采取了两个行动。一是抢建主工艺厂房，搞好设备安装条件，催促苏方履行合同，交付设备。二是组织科技人员采取同苏联专家一对一或几对一的方式，开展友好活动和对口学习，像挤牛奶一样，千方百计把苏联专家的技术学到手。宋任穷说，与此同时，我们也抓紧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组织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等科学家，带领一批新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自己动手，从头摸起，进行自己的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工作。另外还组织了一些关键技术的攻关工作，这样就赶在赫鲁晓夫还没有撕破脸皮，把中苏矛盾公开化之前，做好了应变的准备。

14。不理他们这一套（5）

白文治说，我们稍微早几天知道苏联要全部撤专家，心里边当然有点那个。这一撤下边的事究竟办得了办不了？我们拿不拿得起来？没把握。部党组派我和袁成隆马上下去，先到兰州铀浓缩厂，给他们打招呼，让他们先做准备，做我们自己能拿得起来的准备。拐棍撤走了，自力更生往前走，趁着要撤还没撤的工夫，有什么问题尽量把它摸清楚。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岗位，承担责任。今后怎样能够承担，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的问题，那么就要发动每一个人准备好问题，找自己对口的专家来问，都把它问清楚，还得内紧外松，你表面上还得不那么紧张，实际上很紧张，日日夜夜都琢磨究竟还有些什么问题。也有些东西是苏联资料中没有的，而是在苏联专家的笔记本里头，或者是在他的头脑里头。比如说铀浓缩厂发生流体波怎么处理，流体波发生了以后气流紊乱了，紊乱了以后就会出不来产品，出不了合格的产品，那么怎么处理流体波？这些都要预先想到，请教专家，尽可能心中有底。后来我们发现中国这方面的生产还没有发生过流体波，可能是我们的机器少一点，短一点，没有那么长，或者是我们保养得好，没有漏气现象，等等，所以流体波一直没有发生。但是苏联专家教给我们发生流体波怎么处理，这也是很重要的，是资料上所没有的。他的总工程师哈里东诺夫就曾经表示，你只要按我们说的去办，你们就可以取得合格的产品。

在几个核工厂里，兰州铀浓缩厂最为关键，苏联专家也最多，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从北京赶到了那里。袁成隆说，在他们走之前，我们得挤出点儿东西来，做做他们的工作，能挤出点儿东西来更好。就算挤不出来，我们也要做好团结他们的工作。我去了铀浓缩厂蹲点，跟厂领导王介福、王中蕃几个同志一起研究确定，第一，别怕花钱，可以买点礼物啊什么的。第二，要对人家友好。车间里头那些技术人员跟专家磨得很熟悉了，都出马了。厂领导也出马了。我们普遍跟专家座谈，个别谈，集体座谈，就说你们帮助我们，很感激你们。很惋惜的一点就是你们现在要回国了，我们的事业怎么办？这肯定要受影响了，是很惋惜的事情。我们的诚挚打动了专家，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同情我们，愿意把事业完成的。他们认为搞得半拉子就走，心里也不安宁。技术人员他就是有这责任感啊！所以，这就谈到一起去了，有些专家难过得流下泪来，连着几天日夜做工作，有些专家嘱咐我们，一定要继续搞下去，要注意什么什么问题。好多专家都挺留恋的，有的说我们还要回来，我们还要把这事情做完。

王中蕃说，铀浓缩厂的主工艺厂房不是刚盖起来嘛，盖好后就等苏联把几千台机器运来安装了。但苏联专家认为厂房清洁度达不到安装机器的要求。我就去找专家负责人哈里东诺夫。哈里东诺夫这个人很好，一心一意想帮着咱把这个厂启动起来。我们每天都见面的，我说你们走了，我们这个厂启动问题太大了。他说没有关系，我从头至尾告诉你们怎么做，假如我走了你再不会，你可以写信给我，我还会告诉你们。我说，这个清洁度问题你要求多长时间达到标准。他说一个月之内，必须满足这个条件。我笑了笑说，还要那么长的时间吗？不用，至多一个星期，你三天以后来看。他说哈拉索，这是瞎吹牛。他和其他专家那时就住在兰州专家招待所，他们回去等着。他走了以后，我就动员。我请党委副书记刘喆一道召集大家，包括土建、安装队伍开了个会。我说，咱这个工程啊，三天之后必须弄出来。大家听了也有点儿怵，你这不是胡闹嘛，你怎么能说三天之后。我说有办法。他们说有什么办法？我说清洁度不就是把它擦干净而已嘛，墙漆它一下子不就得了吗。众人说，三天哪够啊，咱这些工人擦来擦去，俩月也弄不干净。我说这个东西是人都会做，把男女老少动员起来。结果一千多人出动，分区、分段、分地方进行。我让刘喆来监督。大家连夜赶做，我老伴都知道怎么去擦，所有的地方擦得干干净净的。第三天，我请哈里东诺夫来了，他一边看一边查，一边查一边说哈拉索，合格了，而且还超过他提出的标准。最后，你猜他说什么，他说真是怪呀，我真是不理解，你这不是变戏法吗？到了晚上签字，会餐，专家都来了，他问我，你给说一说，这个在我们那里得一个多月的工程，你怎么用三天就完了，你的方法是什么？我说，很简单。他说简单是什么东西啊？我说大跃进，毛泽东思想路线和群众运动一结合就成功了。他高兴得嗷嗷叫，都喊起来了。第二天，他马上派人到满洲里去催要设备。那个时候，我们追着专家学，开会的时候记，现场检查的时候记，谈话的时候记，速记不了，心记，回来马上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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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搞手榴弹的怎么搞原子弹（1）

三人小组给中国人讲课——由朱光亚弄成一个完整的资料——刘杰提出高、小、少、精——兵分六路，齐头并进——涅金认为要有专职总工程师——周总理让舒世俊快去——“我们不需要教师爷，不需要指挥棒”——颐年堂吵架，赫鲁晓夫光火——来了个“哑巴和尚”

时隔38年之后，当初曾经准备帮助九局研制原子弹的叶夫根尼·涅金于1996年回忆说，我和加夫里诺夫、马斯洛夫三人小组是1958年7月到中国的，派遣我们去北京工作的是中型机械制造部的一位局长，他在私下里对我讲，我们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好。他们想造原子弹，我们应该告诉他们原子弹是怎么造的。苏联方面还决定让中国人了解1951年试验的原子弹的制造过程。在我们看来，1949年苏联根据美国图纸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过时了，但苏联领导人也不允许专家将更先进的制造原子弹的方案告诉中国人……我们三个人曾为中国人讲了一次课，分别讲了原子弹的原理、结构和设计。讲课后，中国专家说他们的记录可能出错，或者理解得不对，我们不得不再将原子弹的材料写给他们看。

涅金所说的这次讲课，实际时间是1958年的7月15日，地点在二机部机关宋任穷和刘杰合用的办公室，参加的人是二机部的6位领导干部，即宋任穷、刘杰、袁成隆、钱三强，以及九局副局长吴际霖和郭英会。李觉因在外地出差，没有参加。刘杰主持了这次活动，并由当时二机部的总顾问扎吉江先对三位专家作了介绍，之后便开始了讲课。对于涅金上面所说的事，宋任穷和刘杰都认为，除了最后一句不准确之外，其余大体都是事实。

宋任穷说，这三个搞核武器的专家来了以后，先到青海看了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厂址，回北京后在7月15日作了一次报告，从教学的角度讲了原子弹的一般原理和大体结构。这次报告对我们研制原子弹的初期工作是有益的，使我们在一开始就能从理论、实验、设计和生产几个方面齐头并进地同时展开，起到了引路的作用，加快了研制进程，争取了一些时间。可是他们讲的毕竟只是一种教学概念，不是工程设计，而且有的数据根本不对，我们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经过反复计算才完全弄清楚。后来的研制工作，主要是靠我们自己的科技人员艰苦探索出来的。三位专家那次报告之后，我还请他们在北京饭店吃了一顿饭，总顾问扎吉江也参加了。以后又请他们参观了一些机械厂和研究所，他们参观后说，没想到你们的工厂有这样的水平，我们对你们估计低了，你们的机械制造水平相当高，我们苏联有些厂子还不如你们。这些专家对我们还是友好的，他们有的过去当过红军，后来才改学技术的。

当时担任翻译的是二机部九局的陈中和朱少华。因为北京天比较热，三位专家常常汗流浃背，有些不大适应。他们三个人在一个大房间里办公，整天光着膀子，只穿着一条小短裤，背后开了电扇吹着。朱少华说，这三个专家除了马斯诺夫以外，性格都比较开朗，很热情，很愿意说话，对中国人也比较友好。第二天一上班，给他们安排好以后，涅金马上就要我找局领导，我就带他去找吴际霖吴副局长。把他们双方一介绍，涅金就说我是原子能研究院理论部的，学理论物理的，是理论部的负责人。加夫里诺夫是研究所实验物理学家，马斯诺夫是装配厂的总工程师。专家说，我们这次来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介绍原子弹模型。尽管模型和资料随后才会运来，但先要给领导一个概念。第二就是要进行核武器研究，当务之急是要确定一个科技负责人，一个总工程师，这两个人缺一不可。希望能够尽快配备。此外他要参观一些研究机构，看看中国的技术水平，也要参观一些军工厂，看看制造水平。吴副局长听了以后，表示欢迎，说这事儿还要向部里请示。涅金非常着急，老是催问准备好了没有，我们三个要来介绍。当确定下来要作原子弹模型介绍的时候，他就提出来要科技负责人和总工程师参加。他在下面也问过我，李觉局长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有什么职称，有什么著作？其他部领导他也挨个问。后来，模型的介绍会议安排在部里的一个会议室进行，涅金一开始就提出来，说不要记录，你们有个大致的概念就行了，因为将来苏联不仅要运来原子弹模型，还要提供有关资料，并派专家来华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实际上，这么一个复杂的工程，你叫他们三个人一天都给讲完，是不可能的。只能简单讲讲结构原理什么的。介绍当中，他在黑板上画了一点图，随后就擦了。我因为既要翻译又要画，要想全记下来根本来不及。中间他又提过一次不要记，要记就必须换成保密室发的那种有编码的本子。他这么要求也不是毫无道理，但当时就要找那种有漆加盖印的，一时上哪儿去弄啊。说实在的，最后大家也就不怎么记了，也记不下来。完了之后，专家又提出记录了的，会后一定要收回。宋部长就有些不高兴，说我是二机部的部长，由我负责。扎吉江当时在场，他倒是没说什么。会后，吴际霖找我，说尽快把这些资料都整理出来，特别是画的那些图。我面对这些零散记录，真不知从何下手。因为对会议内容不熟悉，无法追记。硬着头皮整理了一份不像样的材料，交给了保密室。之后，邓稼先和李嘉尧又重新作了整理。其实，做这种翻译，我和陈中都不是行家里手，我是从作战部来的，跟王尚荣当过两任专家的翻译，搞战役训练的，我怎么会懂这些呢？我不懂，专家倒是也很耐心，知道翻译不明白，就给你解释是哪几个俄文字。资料收集起来的时候可有意思呢，除了吴际霖记得比较多外，钱三强没记几个大字，其他的也没记多少（这一点和刘杰下面的回忆有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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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搞手榴弹的怎么搞原子弹（2）

刘杰说，涅金他们三个人刚来的时候，并没有准备详细地讲这些问题，他只是先看一看你们准备得怎么样，保管原子弹样品的仓库怎么样，然后准备提供我们原子弹教学样品。这时我们提出请他介绍一下核武器，以便更好地履行新技术协议。他说我找个时间来做一个介绍，你们的负责人参加，人不要多。当时参加的人有我们几个部长，搞技术的钱三强同志和吴际霖、郭英会，才六个人。他讲的时候，我说你最好有个书面资料提供给我们，他说没有，只能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又说讲的时候，不要记录，弄得很紧张的样子。他在黑板上画结构图，讲一些基本的原理，数据是很少的。当时他虽然不让记，实际上我们都记了，特别是钱三强和吴际霖记得更多一些。三位专家在中国期间，关于原子弹研制的讲课仅此一次。听完课以后我们就凑，把专家讲的东西凑起来。当时钱三强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