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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1页）

李天佑没办法，但他暗中对林彪的“南放”方针留了一手，搞出了一个“重点设防，搞纵深防御，有梯次的配置兵力，不搞一线式设防”的防御方案，其主旨是在敌人可能进攻的主要方向上层层设防，同时掌握强大的预备队。对此，他形象地说：“绝不能让敌人一捅就破，同时要有拳头。”

按照此防御方案，广州军区在重要海岛、主要军事要地都配置了大口径的大炮，在必要时可以“有效地封锁航道”。另外，根据朝鲜战场的经验，各个部队还挖了许多坑道工事，能够防原子弹、防化学、防细菌武器的袭击。

李天佑的设防计划与林彪的“南攻”方针完全相反，得到了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的赞同。

（3）

1959年庐山会议后，广州部队因批判所谓的“单纯军事观点”，战备训练受到很大冲击。

一天，在工作安排会议上，李天佑说：“军区工作要继续坚持以战备训练为中心。”

但是，许多人还是顾虑重重，不敢抓军事训练，军事干部也犯了难。李天佑发现此情况后，对他们说：“当兵不搞战备训练，这和工厂不搞生产、农民不种地有什么区别？这怎么行呢？国家和人民会遭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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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广州军区代司令员逸事（2）

“抓战备风险很大，弄得不好，就会被扣上‘脱离政治’，或‘以军事冲击政治’的帽子。”

“风险再大，罪名再多，也要搞！”

由于李天佑决心很大，全军区继续进行严格的战备训练。结果，这一年广州军区的战备训练搞得轰轰烈烈，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60年，中央军委把现场会开到了广州军区。

会上，李天佑又提出了一个要求：请中央军委批准广州军区建立装甲兵种。

这也获得了上级的批准。随后，广州军区率先在全国几大军区中建立了装甲兵。对此，他高兴地说：“当兵就是要准备打仗，不然，仗打起来了，就没法赢了！当兵的搞战备有什么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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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文革”中三次“救人”（1）

1962年9月，李天佑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1月，他到北京就职。“文革”爆发后，他置身于旋涡中，却有3次“救人”的故事。

（1）

1966年10月5日，林彪借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文件下发后，在动荡中的军队院校更是火上加油，立即和地方院校一样大鸣大放，并且外出“串联”。

一天，总参二部副部长张挺出于关心，去招待所探望从南京外语学院来京“串联”的造反派学生，谁知他这一去，竟是“自投罗网”，造反派说他“历史问题不清楚”，反把他扣留起来了。

分管二部的副总长李天佑接到报告后，立刻赶去与造反派头头交涉，告诉他们说张挺副部长正在参加一个外事活动，要求他们马上放人。经过长时间的耐心说服，学生们答应第二天放人。

可是，第二天早晨，他一去上班，就接到两个电话，说造反派要带张挺回南京批斗，已去火车站了。他放下话筒，又立刻赶去火车站。

此时正是学生“大串联”高潮，火车站人山人海，十分混乱。因走得匆忙，他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在杂乱的人群中，找到了那些学生，再次劝诫他们以大局为重，并说：“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在北京解答，不能把人带走。”

可是，谈了一个小时，造反派还是不答应，李天佑严厉地批评他们：“你们什么也不顾，这样做是错误的！”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李天佑没有办法，最后只好向学生们提出3条要求：一、必须保证人身安全；二、快去快回；三、只能解答问题，不能批斗。学生们终于同意了。

为稳妥起见，他与南京军区联系，请他们协助做学生的说服工作。3天后，张挺副部长平安地返回了北京，逢人便说：“李副总长救了我一命。”

（2）

在“文革“中，李天佑大概是有在东北时赫赫战功，又是在林彪麾下，所以受冲击并不大，但他并不因此在运动中作壁上观，而是尽自己之力，保护同志和战友。

1967年夏天，武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7？20事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视为这一事件的“黑后台”，遭到了批斗。不久，副总长彭绍辉的一位亲戚在武汉大学读书，从武汉来京，问及此事，彭副总长说：

“陈再道有什么问题？他是个好同志，是我们的老战友。”

谁知这位亲戚将这话记在了本子上。回到武汉后，此话被武汉大学的造反派发现，他们立刻上京，要把彭副总长拉到武汉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