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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为谁升起（第2页）

上车才补票的，急着抢空位子，只为了给他的妻。我转开头去看窗外，心里什么东西被震动了一下。那边，做丈夫的弯腰给妻子将椅子放斜，叫她躺下，再脱下了西装上衣，盖在她的膝盖上，做太太的，不肯放心的靠，眼光一直在搜索，自言自语：“没位给你坐，要累的，没位了呀！”

我也在找空位，如果前后有空的，打算换过去，叫这对夫妇可以坐在一起，这样他们安然。

没有空位了，实在没有，中年的丈夫斜靠着坐在妻子座位的扶手上，说：“你睡，没要紧，你睡，嗯！”

我摸摸湿了一块的红裙，将它铺铺好，用手抚过棉布的料子，旧旧软软的感觉，十分熟悉的平安和舒适。那个相依为命——就是它。

又是一趟旅行，又是一次火车，窗外，是自己故乡的风景，那一片水稻田和红砖房，看成了母亲的脸。

扩音机里请没有吃饭的旅客用便当，许多人卖了。前面过道边的妇人，打开便当，第一口就是去喂她脸向后座望着的孩子；做母亲的一件单衣，孩子被包得密密的，孩子不肯吃饭，母亲打了他一下，开始强喂。

那个《音乐之旅》的女孩子姿势没有变，书翻掉了四分之一，看也不看卖便当的随车工作先生。她，和我一样，大概不惯于一个人吃饭，更不能在公共场所吃便当，那要羞死的。

我猜，我的母亲一定在打长途电话，告诉举办讲演的单位，说：“三毛一个人不会吃饭，请在她抵达的时候叫她要吃东西。”

这是一个周末的游戏，母亲跟每一个人说：“那个来讲话的女儿不会吃饭。忍不住那份牵挂，却吓得主办人以为请来的是个呆子。

随车小姐推来了饮料和零食，知道自己热量不够，买了一盒桔子水。邻座的那个好丈夫摇摇晃晃的捧来两杯热茶，急着说：“紧呷！免冷去！”做太太的却双手先捧给了我，轻轻对先生说：“再去拿一杯，伊没有茶……”

我道谢了，接过来，手上一阵温暖传到心里，开始用台语跟这位妇人话起她和丈夫去日本的旅行来，也试着用日语。妇人更近了，开始讲起她的一个一个孩子的归宿和前程来。

然后，她打开皮包，很小心的拿出一叠用塑胶小口袋装着的彩色照片，将她生命里的人，一个一个指出来请我欣赏。

当我年轻的时候，最不耐烦飞机上的老太婆噜噜嗦嗦的将一长条照相皮夹拿出来对我东指西指，恨死这些一天到晚儿女孙子的老人。现在，那么津津有味的听着一个妇人讲她的亲人和怀念，讲的时候，妇人的脸上发光，美丽非凡。她自己并不晓得，在讲的、指的，是生命里的根，也许她还以为，这些远走高飞的儿女，已经只是照片上和书信上的事了。“你有没有照片？你亲人的？”

“没有随身带，他们在我心肝里，没法度给您看，真失礼！”我笑着说。

“有就好啦！有就好啦！”

说完，那叠照片又被仔细的放回了皮包，很温柔的动作。然后，将皮包关上，放在双手的下面，靠了下去，对我笑一笑，拉拉丈夫的袖口，说：“我困一下，你也休息。”那个拉丈夫袖口的小动作，十分爱娇又自然。突然觉得，她——那个妇人，仍是一个小女孩。在信任的人身边，她沉沉睡去了。

“今天去哪里？”随车的一位小姐靠过来笑问我。“彰化市。”我说。

“晚车回台北？”

我摇摇头，笑说：“明天在员林，我的故乡。”“你是员林人呀？”她叫了起来。

“总得有一片土地吧！在台北，我们住公寓，踩不到泥土，所以去做员林人。”

“真会骗人，又为什么特别是员林呢？”

“又为什么不是呢？水果鲜花和蜜饯，当然，还有工业。”“去讲演？”

“我不会做别的。”

我们笑看了一眼，随车小姐去忙了。

为什么又去了彰化？第三次了。只为了郭惠二教授一句话：“我在彰化生命线接大夜班，晚上找我，打那两个号码。”

生命线，我从来不是那个值班的工作人员。可是，这一生，两次在深夜里找过生命线，两次，分隔了十年的两个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