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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但仍然被拒绝。正当北匈奴居住在荒寒的北地,十分狼狈之时,天赐良机,东汉政府因为无力控制西域的叛变局面,宣布从西域撤军,北匈奴毫不犹豫地抓住这次机会,卷土重来。
俗话说得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北匈奴虽然实力大不如从前,但还是可以收拾西域的残局。到了公元119年,北匈奴以武力控制了西域,重新成为西域诸国的宗主国,并且联合西域诸国的部队,开始进攻中国的边塞。
东汉政府不得不考虑亡羊补牢的办法。敦煌太守曹宗建议汉军再次进入西域,朝廷批准了曹宗的计划,派长史索班率一千余人进驻西域的伊吾地区进行屯垦。汉军重入西域,西域东部国家车师前国与鄯善再度归附东汉。
这支象征性的屯垦部队很快便遭到灭顶之灾。
公元120年三月,北匈奴伙同车师后国的军队,猛攻伊吾,在匈奴兵团的优势兵力之下,一千多人的汉屯垦部队,焉能抵挡,很快便被击破,长史索班阵亡。匈奴军队指师南下,占领车师前国,车师前王落荒而逃,匈奴再度控制塔里木盆地的北道。位于南道入口的鄯善国形势岌岌可危,鄯善国王紧急向敦煌太守曹宗求助。
对北匈奴的嚣张气焰,曹宗义愤填膺,上书朝廷,请求出兵五千人反击北匈奴,以报索班被杀之仇,并重新夺回西域。
朝廷中吃闲饭的公卿大夫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应当要开闭玉门关,与西域断绝关系。前线的官员力主反击,而朝廷的官员力主放弃,持秉大权的邓太后心里也没有主意(关于汉和帝之后权力中枢之情况,后文详之),她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对西域的情形最为了解。这个人是谁呢?正是班超的儿子,在西域出生成长的班勇。
邓太后征召班勇上殿,询问班勇对此事的看法。
班勇侃侃而谈,他先分析在汉匈战争史中西域的重要作用,是“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匈奴人把西域诸国看作自家的仓库,在汉军从西域撤兵后,匈奴人卷土重来后,“遣责(债)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直(值),严以期会”,在班超控西域以前,匈奴人每年要向西域诸国摊派各种税租,金微山之战后,匈奴战败逃遁,西域诸国就不再缴交这笔费款了,但是现在匈奴人又回来了,逼迫他们把这些年欠下的各种费款统统补缴,还在原先价格的基础上提高了一部分,作为利息,为了防止诸国抗缴,还严格规定了最后的期限。这使得西域许多国家都怀念汉帝国的恩德,想要归附汉室,却没有门路。班勇进一步指出,西域诸国之所以经常叛变,“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问题是出在汉朝官员在西域的管理不当。
接着,班勇对曹宗的“反击匈奴”与公卿大夫的“弃西域”的两种观点各打五十大板。
班勇说:“现在曹宗因为屯田部队的惨败而感到羞耻,急着报仇雪恨,却不知道现在的情形不同于往日。如今国库并不充实,大军出动之后,没有后继兵力,军队深入蛮荒之境,成功的机率不到万分之一,如果因此而兵祸连连,就会后悔莫急,这是示弱于蛮夷,暴短于海内。所以我认为,不能批准曹宗的请求。”
在这里有两则背景。第一是府库空虚的背景。在此之前,从公元107年始(正好是罢西域都护这年)至118年,这十二年的时间,帝国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平定大规模的羌乱,这次平羌战争的耗费是天文数字,政府的战争支出竟然高达二百四十亿。所以班勇说国库不充实,指此。第二是是东汉兵制的背景。东汉地方武装力量极为薄弱,使得后备兵源非常少,临时征募的部队没有严格的军事训练,协同作战能力很差。这就是班勇说的缺乏后续兵力的原因。
班勇也反对朝中大臣提出的“放弃西域”的观点,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永元年间,政府在敦煌设有西域副校尉,驻军三百人,后来撤销了,现在应当要恢复。另派遣西域长史率五百名士兵,驻屯在鄯善,向西可以控制焉耆、龟兹的交通,向南可以给鄯善、于阗这些南道国家壮胆,向北可以抵抗匈奴,向东临近敦煌。这样进可攻,退可守。”
公卿大夫只知纸上谈兵,具体的军事措施似懂非懂,于是尚书问道:“现在设西域副校尉,有何好处?置西域长史驻屯鄯善,有何利害之处?”
班勇回答道:“设西域副校尉与长史,目的在于管理西域胡人,并且制止汉官吏对其侵扰,以往的历史表明,这种政策使外夷归心,匈奴畏惧。现在鄯善国王尤还,他的祖母是汉人,他是汉人的外孙,如果匈奴人得势的话,尤还必死无疑。西域胡人虽然是蛮夷,但趋利避害之心人皆有之,如果我们能出兵屯守鄯善,则足以招附其心,这就是我说的好处。”
然而班勇的主张所面对的阻力是极为巨大,长乐卫尉谭显、廷尉綦毋参、司隶校尉崔据联合攻击班勇,诘难道:“朝廷之所以放弃西域,乃是因为西域对我没什么用处,徒费朝廷的银两罢了。现在车师国已经归附匈奴人了,鄯善国也靠不住,一旦叛变,请问阁下能确保北匈奴不威胁中国的边塞么?”
谭显等人这一诘难极其厉害,要逼班勇表态,如果班勇回答“不能保证”,那么出屯西域就变得没有意义,如果班勇回答“能保证”,那么就把出兵的风险全部由班勇一人承担。谭显等人洋洋得意,以为如此一来,班勇必定哑口无言。
然而班勇是何许人也,岂能被谭显等人的小花招蒙骗过关,班勇从小追随父亲班超左右,他也从父亲那儿学到点本事,包括外交手腕与口才。
班勇微微一笑,对谭显等人说:“中国设立州牧,是为了禁止郡县奸人盗贼。如果州牧能够保证所辖郡县永远没有盗贼违法乱纪,那么我也敢以受腰斩的处分来保证北匈奴不会威胁中国的边塞。”意思很明白,我们只需要做该做的事情,国家的安危,不是一个人能保证的。复通西域并不能保证匈奴人继续骚扰中国,但是放弃西域,更不能保证了。
班勇继续分析道:“只要再通西域,那么北匈奴的势力必定被削弱,祸患肯定要轻微得多。这种结果,总比让匈奴人得到西域这块后院仓库要好得多吧。置校尉、长史是为了抚定西域、招怀诸国,不然的话,西域诸国将因为绝望而投靠匈奴,如此一来,缘边郡县必定受匈奴之患,到时河西边境的城门,恐怕又要白天关闭了(公元65年时,因为匈奴昌獗,汉边境城门只得白天关闭,不得通行)。现在如果不伸张汉家的威德,而仅仅拘泥于屯戍边关的费用问题,使北匈奴的气焰更加嚣张,这岂是保护边疆的长久之计?”
但是反对派们还不死心,继续刁难,这次出马的是太尉属毛轸,他向班勇挑战:“如果置立校尉,那么西域诸国肯定会骆驿不绝地派遣使者前来,向我大汉帝国狮子大开口,求索无度。要是给他们援助呢,现在国库空虚,肯定无法拔款;要是不给他们援助呢,他们又要失望怨恨。一旦这些国家受到匈奴的威胁,必定还要向中国求援,那么就更不划算了。”
班勇实在对得起父亲班超给他起的名“勇”字,面对反对派轮番的诘难,他仍然以高超的口才,游刃有余地对付,只听得他成竹在胸,不假思索地回答:“现在假如把西域送给北匈奴,使匈奴人能够感激大汉的恩德,不再侵略边疆也就罢了。否则匈奴人得到了西域诸国的庞大的税赋,还有诸国的众多的兵马,如虎添翼,寇略边关,这岂不是既送给仇敌银子,又暴增其势力么?这样做,我认为实在不值得。设置校尉,可以宣威布德,维系诸国归附大汉的信念,动摇北匈奴觊觎中原之心,也不需要耗费国家大量的财富。西域人并不会要求什么,他们就算派使者前来,顶多不过供应些饭菜罢了。如果政府放弃西域,诸国必定归附北匈奴,到时与北匈奴共同发兵入侵并州与凉州,那么中国所要花费的军费开支,何止千亿之多。”
班勇以一敌众,口若悬河,力压群臣,博得邓太后的暗暗喝彩,而且他辩论中所说的十分有道理,即便是反对都也很难把他驳倒。朝廷公卿经讨论,由邓太后拍板,决定设置西域副校尉,下辖三百人,驻屯在敦煌。
但是朝廷显然把班勇建议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漏掉了,班勇的意见,除西域副校尉之外,还应该派遗西域长史率五百人驻守在鄯善国以东地区,以控制南北二道。这与其说是疏忽,不如说是朝廷对“弃西域”派的妥协。
这种妥协的结果是,西域副校尉形同虚设。连国门都没出的西域副校尉,究竟可以威慑住谁呢?这种毫无意义的威慑力,并不能制止北匈奴联合车师国的力量入寇边关,结果是河西走廊一带多次遭到入侵,百姓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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