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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所以，我们也不能仅仅责怪谄媚者。“屋漏在下，止之在上”。司马光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其直，则佞化为忠。”如果不是“董事长”们有一些不该有的欲望，如果“董事长”们能洁身自好不为谀言丽行所惑，如果不是“董事长”们握有用人大权生杀大权并凭个人好恶定亲疏高下，就不会有那么多只知阿谀奉承献媚取宠的佞臣，即使有佞臣，他的招数也不会有效。虽说奴颜婢膝皆学问，拍马溜须即文章，但这学问文章如果用错了对象，就会像上面所举的赵元楷嗅脓却被御史劾奏其谄左迁括州刺史，郭霸尝粪之举也因魏元忠“大恶”而“遇人辄告之”，偷鸡不着反蚀了一把米。

可惜领导者们很多时候看不透这一点，当自己有了一点点成绩，便忘了自己的“公仆”身份，躺在“鲜花”与“掌声”里爬不起来。老是以为自己真的比其他人聪明能干，老是以为下属的马屁不是马屁是真诚，老是以为在老子的地盘上没人敢跟自己来虚的。结果自然对所有的花言巧行甘之如饴，不仅给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也助长了谄谀这种恶行，甚至有的领导干部是从“当代包公”“两袖清风”的赞颂里开始腐败的。

谄媚导致腐败，但自从有了谄媚，也便有了反谄媚。两千多年前，邹忌就极形象地对齐威王说过：“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虽然没有人能真正逃脱或名或利的诱惑，但“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如今，随着国家反腐倡廉力度的不断加大，且不说让人们都能像后来的李白一样宣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只要各级领导能拒绝谄媚，像荀子那样怒吼一声：“谄媚我者，吾贼也”，谄媚者也将无用武之地。

第八章　　“愚忠”：一朵带血的鲜花

看到郑伯赴国难这一段，我总会想起另外两个人来。一是典韦，一是嵇绍。

《三国志&；#8226；卷十八》载：降将张绣反叛偷袭，曹操不能挡，率轻骑离去。典韦断后，守在军营门口，叛军不能进入。在身受几十处伤兵器也丢了时，还用两腋各挟死一个叛兵，吓得其余敌兵再也不敢上前。后来伤重发作，瞪眼大骂而死。叛军过了好久才敢上前看他的尸体，割了他的脑袋互相传观。《三国演义》说得更神奇：典韦从睡梦中跳起身来，连铠甲也来不及穿，便起身迎敌。可是双戟被盗，只得顺手掣过一把普通腰刀，“刀砍缺不堪用”，又提着两个军人迎敌，“群贼不敢近，只远远以箭射之，箭如骤雨。韦犹死拒寨门。”“死了半晌，还无一人敢从前门而入者。”死典韦犹可拒叛军也。陈寿说：曹操招募间谍取回其尸并“亲自临哭之”。罗贯中说：曹操大哭“吾折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独号泣典韦也！”

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有言：“摹写典韦以死拒敌，淋漓痛快，令人读之，凛凛有生气。”其死惊天地泣鬼神，与郑伯大致相同。不过，这里我想说的并非他的武艺，而是这位第一猛将究竟为何而死。演义里，曹操召妓，得一压寨夫人，偏偏这美妇又是张绣的叔婶。所以张绣说：“操贼辱我太甚！”，一怒之下便反了。可怜一代猛将，竟然如此悲壮地死于“主公”的色欲。

当然，典韦一直得领导的亲睐，用“士为知己者死”也可以解释。而对嵇绍来说，这个理由就勉强了。其父嵇康死于司马昭之手，自己却冒“忘其父而事其非君”（顾炎武语）的“不孝”罪名而仕晋。按说父仇不共戴天，不出歪点子捣乱就不错了，哪还会有鞠躬尽瘁的道理？

出人意料的是，“鹤立鸡群”（《世说新语》）的侍中嵇绍在“八王之乱”时跟随晋惠帝与与成都王颖交战，“百官及侍卫莫不散溃，唯绍俨然端冕，以身捍卫”（《晋书&；#8226；忠义传》）虽然没有典韦的勇猛，但他有不畏死的慷慨之气。敌方的飞箭像雨点般射入血肉之躯，鲜红的血液，喷湿了皇帝的御衣。后来，侍从要洗去御袍上的血迹，惠帝哽咽着说“别洗别洗，这是嵇侍中的血啊！”

“八王之乱”，本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王权争夺战，却让人民饱尝了乱离之苦，亡者遍野，嵇绍也把性命赔上了。

如果他当初坚持隐居不出呢？也许便可以颐养天年了吧。可是，历史不存在假设。一个有才有志的人，当天下百姓水深火热的时候，他不可能独善其身。他也并非为荣华富贵而出仕，所以能在乱世中维持自己的原则和尊严。“贾谧以外戚之宠，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托焉。”他却拒而不答。我们来看他最后的“遗言”：出征前，“侍中秦准谓曰：‘今日向难，卿有佳马否？’绍正色曰：‘大驾亲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无战。若使皇舆失守，臣节有在，良骏何为？’闻者莫不叹息。”而且，在勇武有力的军人和其他夸夸其谈的百官都逃得无影无踪时，只有他，虽无力杀敌，却也从容赴死。

所以，连“痴呆不任事”的皇帝都为他的忠烈而感动，也无怪乎文天祥在《正气歌》里说：“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他也正是怀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一腔浩然正气从容就义的。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郑伯，他是“掘地见母”的郑伯的祖父，周宣王的弟弟，周幽王的叔叔。宣王把弟弟姬友封到王畿之地陕西咸林，国号为郑（历史上最早的郑国），故称郑伯（三等诸侯国），为周司徒，史称郑桓公，也叫郑伯友。他一生鞠躬尽瘁，为保护幽王死于犬戎之乱。

幽王即位，任用奸佞，“其时只有司徒郑伯友，是个正人，幽王不加信用”。满朝文武明哲保身，用善良者的沉默，容忍着邪恶的盛行。“殷有三仁”则八百诸侯会于孟津也只能退兵，奈何此时的西周，已只剩下郑伯一“仁“了。但他对于幽王“烽火戏诸侯”“千金买笑”之举，还是批鳞犯颜。只是幽王听不进逆耳忠言，一意孤行，终酿成国难。

“临患不忘国，忠也。”是时，郑伯并没有趁乱而逃，而是大叫：“吾王勿惊，臣当保驾。”骊宫被围，郑伯手持长矛拼命保驾。“戎兵见郑伯骁勇，一时惊散。”断后时被犬戎铁骑困在核心，但也“全无惧怯，这根矛神出鬼没，但当先者无不著手。”其勇猛，似乎比典韦有过之而无不及。犬戎主见取之不下，便教四面射出如雨飞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可怜一国贤侯，就此为昏君而死于非命。

危急时，幽王也曾悔悟：“朕不听叔父之言，以至于此。朕今日夫妻父子之命，俱付之叔父矣。”可惜悔之晚矣，而且在我看来，幽王不过暂时言语罢了，如若逃脱性命，大概也免不了故态复萌。

但忠臣们只要得此一句，便大多会感激涕零了，于是上刀山下火海，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他们谋国忘身，太正直太善良，太心软也太理想主义了。“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他们以身相许精忠报国，却又把匡世救国的理想寄托于君王身上。可惜，皇上对忠臣总是又爱又恨的，而且大多只在急需“救命“的危难之际才“爱”得起来。忠便忠罢，他们偏偏又不识时务，喜欢唱反调，跟皇上抬杠，经常弄得皇上面红耳赤下不了台；不像李逵那么听指挥，指哪打哪，不问青红皂白地一路砍将去。所以，他们往往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说糊涂也好，说愚蠢也罢，他们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他们愿意为自己的理想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使面对一个无可救药的昏君，也总抱着一团火热的幻想，就像宋江招安的理由：皇上是至圣至明的，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总有云开见日的时候。可惜重云蔽日万马齐喑的时间太长太久，结果呢，满门忠义如杨家将岳家军者也只能死不瞑目了。

于是有人叱喝：愚忠！

但我们能如此轻松地指责他们“不识时务”的“迂腐”之举吗？如果这样，为什么我阅读他们的时候，惋惜之余，心里又总是翻腾着一种深深的感动？

有人说，他们只是统治者因维护统治的需要而树立的“忠君”典范，但正如鲁迅先生说的：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如果仅止于“愚忠”，便不会有民众千百年的传颂。我想，人们更看重的是：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