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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部分（第1页）

上帝帮帮我们吧。又来了一个叫人头痛的家伙。我们白宫工作人员中有两条规则：我们不同恐怖分子谈判，我们也不向总统谈任何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所谓可以解救人质的奇谈怪论。现在来了个加州老相识想找总统谈谈武器换人质骗局里的一个职业骗子手的事。这个骗子有3个生日、3本护照和6个化名。中央情报局曾用他作为情报来源，但后来把他甩掉了，认为他“专编假情报，老是添麻烦”。他每次接受中央情报局测谎器的测验都通不过。在有一次测验中，只有他的名字和国籍说的是真话；也是这个人，两年前差一点毁了罗纳德·里根的总统地位。我感谢凯西女士先向我打招呼并告诉她说，好的，这位先生由我来应付。

我打发不掉这个人。从此以后这个商人没完没了打电话给我，用兴奋的语气告诉我戈巴尼法的最新战略。他说，他知道戈巴尼法是位正经人，因为他到这个人在巴黎的豪华公寓做过客。他有一次向我报告说，戈巴尼法为了使人质获释已经用自己的钱付出了50万美元。总统的这位朋友劝我说，我们应当同他合作。

起初我用讲道理的态度对待这个加州老头，向他解释他为什么不应该去同马努切赫尔·戈巴尼法打交道，也向他说明为什么决不能用这件事去打扰总统。可是这位朋友不愿意错过这个冒险的机会。整整一个夏季，直到进入秋季，电话一直没有断过。到了10月份，我终于问他能不能在近期到华盛顿来一趟，我需要和他谈谈。他搭下一班飞机来到华盛顿。我们安排在一个星期日上午到水门饭店休息室见面。我带了巴里·凯利一起去，他是中央情报局的，是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主任。我们见到了一位衣冠楚楚的老先生，陪他到一个偏僻的角落坐下。

“先生，你是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我说道，“你在同世界上最卑鄙的无赖之一打交道。”我让凯利把记录戈巴尼法劣迹的材料念给他听。然后我说道：“你解救不了任何人质。你只会伤害你的朋友罗纳德·里根。”我指着他的鼻子说：“我离开这里便回白宫，回去后便指示接线员，如果你再打电话来就掐线。你是在逼我轻蔑你。别使我这么做。”

这场谈话显然奏效了。他没有再打电话找我们。

迈克·鲍威尔和简·诺特在10月1日举行了婚礼。我取笑我的儿子为了接受一次发表讲话的邀请居然推迟了蜜月旅行。我说，对一个热情奔放的美国青年来说这是奇怪的选择。但是，这次发言在迈克看来意义重大。卡卢奇要他在国防部——现在迈克在那里工作——一次嘉奖残疾雇员的仪式上发言。阿尔玛和我陪着我们的新儿媳和她的双亲诺特夫妇到了五角大楼礼堂。迈克准备讲些什么我们事先并不知道。我们望着他拄着手杖徐步走上讲坛。

他开始讲话，声音清晰、坚定。他把残疾人的斗争比作打仗。他描写了他在医院里当止痛剂的用量被减少的时候，当陆续不断的探望者、问候卡和花束开始减少的时候他的感受。他讲到那一天两位康复理疗医师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容易的阶段，也就是病痛的阶段已经过去；困难的阶段，也就是使他破碎的肢体重新投入工作的阶段即将开始。第二天早晨，他说：“我望着镜子。我的头发乱蓬蓬的，用药用得头发已经干枯。我的体重减轻了许多。我的脸上毫无血色，满是胡子茬。我撑着双拐，一根导管从胃里伸出挂在身上。我站着发抖，放声大哭起来，再也无法自制了。那时是我一生的最低点。这是一场真实的战争，而我在败退。”迈克接下来叙述他如何从那天的谷底爬起来进行反击，直到今天重新燃起了希望。这是一场每一个残疾人都必须拼搏的战争，与战场上受伤的军人的斗争没有多少不同。他最后说道：“人的意志力是惊人的。它使我走下了床，它使我从轮椅上站立了起来，它给了我一根手杖，它使我得以重新在生活中走下去。”

热泪在我的脸上直流。我看了看阿尔玛和带着笑容的简。我们相互间不必说一个字。骄傲流露在我们的眼睛里。

那年秋季，白宫里的繁重工作看来已不再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聚光灯已经转向乔治·布什和他同民主党提名人迈克尔·杜卡基斯州长之间展开的总统竞选。自从将近两年前布什第一次诚恳地欢迎我来白宫工作以来，我对他已经相当了解。我曾注意过他在椭圆形办公室与总统开会时的举止。他很少说话，喜欢私下向总统提出自己的建议。

我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副手后不久的一天，遇到了他的妻子巴巴拉。那天，我到法国大使馆出席为来访的法国国防部长举行的午宴，发现我的坐位在她旁边。我说：“布什夫人，你好。”

“很好，”她答道，“请叫我巴巴拉。”

“我母亲从来不允许我叫她的名。”我说。

“我不是你母亲，”她对我说，“叫我巴巴拉。”她说话亲切，但是带有一种不容怀疑的坚定语气。从那一刻起，巴巴拉和我开始了密切的友谊。

同乔治·布什共事还不到一年半，有一回在椭圆形办公室开会时我看到了这位谦逊的人的另一面。那是为巴拿马的事。1988年2月4日，美国司法部对巴拿马独裁者诺列加提出起诉，控告他非法贩卖毒品赚取暴利。于是美国对巴拿马实行制裁。自那以后，巴拿马国内政治形势急转直下。3月份，诺列加镇压了一次未遂政变。他的御林军——巴拿马国防军用暴力对待反对派，并大批逮捕政治犯。里根总统接受了卡卢奇关于向巴拿马增派部队的建议，这就明显地暗示出诺列加可能会有什么下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华盛顿的鹰派和鸽派在如何对待这个色厉内荏的暴君才是上策的问题上展开了拉锯式的辩论。有一件事我们是知道的：诺列加害怕对他的起诉。这使我们掌握了一根最有力的杠杆来把他撬下台。舒尔茨国务卿提出了一个方案：如果诺列加愿意离开巴拿马，美国可以撤消对巴拿马的制裁并且也撤消对他的起诉。我同意这个方案。

5月的一个星期日下午，我打电话给副总统布什向他汇报这个方案。我承认这不是最妥当的交易，但是我们应该着眼于我们的目标，那就是把这个恶棍赶下台，努力使巴拿马获得民主。副总统对这样做没有什么意见，当时他这样告诉我。

两天后，他出外走了一趟回来态度完全变了。他去了加州，同洛杉矶警察局长达里尔·盖茨谈了话。盖茨对他说，撤销起诉将是严重的错误。逮捕诺列加是法律和秩序问题，如果按舒尔茨的办法达成交易，那将对每天在反毒战线上豁出性命干的成千上万名警官造成可怕的伤害。

周末在白宫二楼总统住所举行的会议上，布什的表现是我们过去谁也未曾见过的。他当着我们的面直接与总统争辩。布什坚持说，这是个坏交易，很坏！很坏！总统不应该允许这么干。里根的态度却根本不为所动。他说：“喂，乔治，这很有意思，但是我认为这个交易值得做。”总统就说到此为止。没有反驳，没有提高声音，只听到布什说了一个“不”字。

第二天，布什在办公室外面对我说诺列加方案糟透了。他跟我鼻子对鼻子只离大约一寸远，边说边用手指一下又一下戳我胸口，警告我说：“我有生以来从未对别的任何事这么有把握过，所以我将采取一切措施打掉这个方案。”我从盖尔恩豪森时期以来还从未在工作中受过如此严厉的斥责。最后我们还是向诺列加提出了这样的交易，但是彻底失败了。我们还得用别的办法对付他。从这件事情上我对布什其人知道了两点：第一，这个人比我以前看到的要强硬得多；第二，同布什打交道别以为开头顺利就会一路顺利下去。

总统选举结束后，11月9日白宫工作人员在玫瑰园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欢迎乔治·布什结束竞选胜利归来。仪式后我准备回西翼的办公室，因为副总统的办公室就在我隔壁，俩人就一路走回去。“副总统先生——对不起，总统先生，当选总统先生，现在该、该怎样称呼您呢？”我问。布什笑了，说他也不知道。

我们走到他办公室门口时，他说：“进来吧，我们聊一会儿。我需要了解一下最近的情况。”我简明地向他汇报了国际形势。我说完后，他说：“你是白宫里我打算留在新班子里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有几个选择希望你考虑。吉姆·贝克会乐意由你担任副国务卿，”——这证实了贝克的着落——“或者，你可以管中央情报局。或者，你也可以暂时留任国家安全顾问，直到你决定想做什么工作为止。”

“我感到荣幸，”我说，“不过也不一定非给我安排什么职务不可。”

“不，不，”布什说，“我们需要你。不着急。先考虑一下。”

当天晚上我顺路到了卡尔·沃诺在迈尔堡的住宅。卡尔在军旅生涯中成就斐然，已升任四星级陆军参谋长。他领我到了他在1区楼上的书房。在那里，我把我同当选总统的谈话告诉了他。然后又说，陆军当然也不一定非得给我安排什么职务不可，何况到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结束时我可能也该退休了。我从军已30年，有些私人单位也已向我提供过令人感兴趣的机会。有位现已退休的军界实权人物不久前路过我家来看我，对我说他即将离开一家大公司的董事会，他认为由我接替他很合适。听他告诉我，我只要坐在董事会里就能拿到5位数的薪金时，我吃了一惊。“卡尔，”我说，“我离开陆军已经有一阵子了，但是我真正的希望是留在陆军里，如果那里有工作给我的话。”

卡尔这人不爱啰嗦，马上切入正题。别再提什么离开太久的话，他说，我在陆军有实力的将领中间仍很受器重。他希望我回去，陆军希望我回去。他说事实上他有一个职位可以给我，部队司令部总司令，负责驻在美国本土的全部陆军野战部队，包括国民警卫队和后备役部队，有将近100万兵员。

回家后，我像通常在面对需要做出决定的个人问题时所做的那样，开列了一张利弊比较表。我把“留”列在左方，“走”列在右方，因为我只有两个打算：或者留在陆军里，或者退休。我不想到国务院去当第二号人物，那等于降级。我也不想到中央情报局去当美国的间谍头子，那不是我。暂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也没有意思，因为我知道布什心中有他自己的人选：能干的斯考克罗夫特。最后，“留”方列出了19条理由，“走”方只有寥寥几条，其中最后一条是“开始新的生涯，能赚钱”。在翻来覆去思考了两天之后，我去见布什副总统，告诉他说我想回陆军。他客气地接受了我的决定。紧接着，在我们上午例行的汇报会上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里根总统。“部队司令部是四星级，是吗？”他问道。我回答说，是的，是陆军最高军衔。“好，好。”他说。

曾对我的生活道路产生过很大影响，也曾在伊朗—孔特拉事件之后帮助国家安全委员会恢复名誉，从而为保全里根—布什总统班子的地位起了莫大作用的弗兰克·卡卢奇也快走了。在弗兰克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之后，我认为对他离开国防部长一职时的处理是不厚道的。他接到布什一个助手的电话，那人通知他说当选总统选择前参议员托尔为他的继任人选，并即将向新闻界宣布。我的老朋友威尔·塔夫脱同意留在国防部，在托尔的任命等待完成确认程序期间掌理国防部（对任命托尔的确认程序后来拖了很久，最后未通过）。为了酬劳塔夫脱的能干和忠诚，布什政府后来派他担任美国驻北约大使，我知道后很高兴。

在里根政府临近寿终正寝的那几个星期里，我感到压力日渐减轻。我接受了一些换在以往会不得不婉辞的邀请。11月中，我到全国科学院出席为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安德烈·萨哈罗夫举行的晚宴。主菜吃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一位保安人员悄悄递给我一张舒尔茨写来的短笺。舒尔茨需要马上见我。国务院就在马路对面，所以我步行过去乘电梯上了7楼，来到舒尔茨的具有早期美国风格的小而精致的办公室里。舒尔茨坐在办公桌后面，在场的还有罗兹·里奇韦大使及其助手查尔斯·希尔。他们跟我打了招呼以后，舒尔茨便解释他为何这么急着叫我来。苏联大使尤里·杜比宁通知他说戈尔巴乔夫又要来美国了。我们不约而同地叹了一口气。

“他要到联合国发表讲话，所以他想同总统再次会晤。”舒尔茨说，把杜比宁的信递给我看。

我看了信。“戈尔巴乔夫想要见的显然是下一任总统。”我说，把信交给舒尔茨。我提出，我们需要提醒戈尔巴乔夫，在我国，一个时期只有一位总统。

次日上午我们向里根总统报告了戈尔巴乔夫要来的事。他愿意同戈尔巴乔夫再次会晤，但是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就不能再作为首脑会晤来安排了。

戈尔巴乔夫将在12月7日到联合国发表讲话，离现在还有将近3星期。舒尔茨认为他为总统同苏联领导人会晤想到了一个很妙的地点。既然戈尔巴乔夫是到纽约向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何不使用大都会美术馆，也可以让这位苏联人领略一下美国文化？据我这个在纽约长大的人看来，这个主意并不怎么高明。要是在大都会开会，两位世界领导人的车队和他们的随从人员在曼哈顿一转悠，纽约差不多就会陷于瘫痪。当我们把乔治的主张拿出来向周围的人征求意见的时候，特工处摇头说这个地点在保安上十分令人头痛，先遣工作人员说在大都会美术馆开会后勤保障十分困难。他们有个更好的主意，在纽约港的加弗纳斯岛会晤。在那个地方举行会晤碍不了任何人，离联合国又近，越过东河很快就到，安全工作也容易安排。舒尔茨虽然不喜欢这个主意，但还是向白宫的舞台监督们让了步。

计划工作开始进行的时候，我打电话给杜比宁大使，向他强调一点，这次会晤不是讨论实质问题的会晤。无论什么问题，就里根政府而言都已经太晚了，就布什政府而言又太早了。无论是对行将卸任的老领导人还是对将要上台的新领导人，都不要谈交易，不要提倡议，不要在最后一刻搞突然袭击。还有，在这次会晤中，罗纳德·里根仍是总统，乔治·布什虽然是当选总统，但是仍将作为副总统参加。

在戈尔巴乔夫到联合国发表讲话的那天，总统一行在加弗纳斯岛等候把这位苏联领导人送来的船。为了这次会晤，我们借用了指挥第一海岸警卫区的海军上将的宅邸，在那里我们边等边接收源源不断传来的有关戈尔巴乔夫的活动情况的消息：他到达联合国大会会场时受到雷鸣般掌声的欢迎；他发表了讲话，这篇讲话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人将把武装部队裁减50万人。这是他们主动裁军，并未要西方采取对等行动。

在等待的中间，布什副总统把我叫到了树叶已经发黄枯萎的花园里。自从戈尔巴乔夫要求举行会晤以来，他一直显得异于往常的紧张不安。他和即将接替我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考克罗夫特担心戈尔巴乔夫会不会试图愚弄新上场的嫩手。布什盼望从我这里听到今天不会出现晴天霹雳的保证。我说：“副总统先生，我已经尽可能从俄国人那里取得保证，只差没有让戈尔巴乔夫用他自己的嘴巴说出来了。但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