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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第1页）

有一天，有人通知我去为另一个新来的人帮忙。此人是温伯格的政治官员处处长。听这头衔，你会以为是共和党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前州主席，或者是该党的一位需要一份工作的落选议员。然而，人们给我引荐的却是一位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女士玛丽贝尔·巴杰，内华达州一位法官的女儿。同温伯格一样，她也在加州的比克特尔公司工作过。巴杰女士的政治良师是内华达州共和党参议员保罗·拉克萨尔特。尽管她年纪很轻，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睿智、能干，比她这个年纪的人更成熟。

这些新来的人，特别是阿米蒂奇和巴杰两人，与前面那个过渡班子中的那些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不同的是，他们都很精明，知道新官上任的三把火有可能烧得太狠。他们发现这个部里所积累的基本知识是值得珍惜的。他们认识到，有些人确实对自己的工作很在行，不必马上解雇。他们愿意寻求资历较深的人的帮助，而不是在自己那无知的天地里东撞西碰。

由于温伯格当过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也由于我作为白宫研究员在那里工作过，在温伯格就职前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奉命带他到他的新办公室去看一看。他下榻的酒店大堂内挤满了看起来很阔绰的共和党人。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急切地等待着就职庆典的到来。柜台服务员通报了我的姓名之后，我上楼到温伯格的房间去。这位候任部长亲自打开门迎接我。他的衣着端庄大方，举止文质彬彬，不乏热情。他以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热诚欢迎我，并说他记得我在管理和预算局工作过，这使我受宠若惊，他还说他很高兴我们将再度共事。我虽然很感荣幸，但心中却嘀咕，这些话对于我要回陆军部队去的希望预示着什么？

阿尔玛也希望我回陆军部队去。她指出，我执行直截了当的军事任务时要比现在轻松得多，自然得多，也快活得多。她这番评论倒是我以前没意识到的。我在陆军中与之共事的弟兄们都有共同的背景、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价值观。而执行政治任务就远没有那样称心，紧张程度也大多了。这可以用修理汽车打比方。军队好比是折叠车棚，而政治就好比是变速箱，在折叠棚下修东西要比在杂乱无章的变速箱中干活容易多了。虽说到国外去执行任务要长时间地离开家人，但是在国防部办公厅工作也相差不多。每天早上孩子们没醒我就走了，等回家时他们又已经上床睡觉了。

1981年1月20日，我像平常一样很早来到办公室。行政官员们的房间都已经空了。艾森豪威尔走廊内悄无声息，显得很不自然。政府的更迭在这些执掌权力的大厅内留下了真空。几天前，在格雷厄姆·克莱特整理办公桌时我同他交谈过。他和民主党任命的其他官员共同进行了一番艰苦的斗争，但还是失败了。然而，我觉得，卡特的下台并没有使他们一败涂地，至少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是这样。我喜欢并崇敬格雷厄姆，以后会想念他的。他后来从事他喜爱的工作，当上了美国铁路公司总裁。为提高美国的铁路客运服务质量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克莱特离开五角大楼的那一天，举行了一个小的颁奖仪式。仪式结束时，他握着我的手说：“科林，有朝一日你当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可不要感到意外。”我记得我当时想，这句恭维话倒是蛮不错，只可惜不大可能应验。

第11章　危险处境

总统就职仪式结束后，我走过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像摔跤手（他确实当过摔跤手）一样结实的身影走了过来。他没穿外衣，衬衫袖子挽着，完全没有五角大楼工作人员的样子。“卡卢奇先生，”我说，“欢迎到国防部来。”

他停住脚步：“哦，是你啊，科林·鲍威尔，”他微笑着说，“我记得你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工作过。很高兴再见到你。我听说你要成为我的军事助理了。”

从我们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共事之后，这些年里他成了华盛顿“环内”的一颗明星。1975年至1978年，在政府担心葡萄牙从右翼独裁转向共产主义的时候，他担任美国驻葡萄牙大使。卡卢奇使美国坚持住了一条微妙的中间路线，直至葡萄牙找到了它自己的民主之路。他常常担任第二把手：白宫管理和预算局副局长，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副部长、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现在正等待着国会对他作为温伯格在国防部的副手的确认。他的才干是公认的，而且两党都重用过他，这使他在一些纯粹的保守派的眼中的形象受到了损害。在他们看来，卡卢奇犯下了一个特别严重的罪行。他在卡特政府期间曾在斯坦菲尔德·特纳领导的中央情报局工作过。由于特纳解雇了大批隐蔽的特工人员，他的名字引起了右翼的愤怒。白宫的政客们不愿让卡卢奇到国防部工作，颇有权势的杰西·赫尔姆斯参议员也表示反对。但是温伯格却很想要他，不让那些保守派得逞。正如我在温伯格处理范·克利夫问题时所看到的那样，这位精于欧洲式处事风格的部长是一位具有铁一般意志的人。此外，温伯格还把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四世请到国防部做他的总顾问，成为他的袖珍班子的一员。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时，他就是温伯格的总顾问。

“部长先生，”我对卡卢奇说，“请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先说好，不要称我部长先生。”他说。

“好的，我还继续称你为卡卢奇先生吧。”我回答。

“不，也别称我卡卢奇先生，更不能称大使先生。就叫我弗兰克吧。”

我终于同意在没人的时候彼此以科林和弗兰克相称。“但是，”我又说，“可别当着所有那些将军的面逼着我叫你弗兰克，让我难为情。他们可决不会当众叫你弗兰克的。这里不是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你现在掌管着美国武装部队。我们不能以吉姆、鲍勃、弗雷迪或弗兰克来称呼我们的上司。”

卡卢奇还是在2月4日那天宣誓就职了。不过，为了消除赫尔姆斯的阻力，作为交换条件，毫无污点的保守派人士弗雷德·伊克尔被任命为负责政策问题的副国防部长。卡卢奇接过了克莱特原来的职务，也用上了他原先的办公室。我留在原地，现在的身份是卡卢奇的高级军事助理。

这个讲话十分谦虚的人却喜欢扮演一个深知内情的角色。一天，卡卢奇在讲话时老是提到“卡普”，听了让人很不舒服。最后，我问道：“是温伯格吗？”不是，弗兰克解释说，他指的是富有魅力的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他的风格与他的实质之间这种反差使我觉得很有趣。弗兰克可以一边给他的小女儿克里斯汀换尿布，一边策划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计谋。他妻子马西娅忙得脱不开身的时候，他会在星期六把小女儿克里斯汀带到五角大楼来。

“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去开防务科学大会。”卡卢奇上任没几天就告诉我。防务科学大会是每年2月在慕尼黑举行的、由德国出版业巨头巴龙·冯·克莱斯特赞助的会议。会上将散发一大本一大本的文件，题目都是《为欧洲制定的新战略》之类。整天抠书本的国家安全研究人员都渴望去参加这个会议。

“好吧，”我对弗兰克说，“我让空军准备一架飞机。”

“不要，”他说，“在民航班机上给我们弄两个坐位就行了。”

我按弗兰克的要求做了，并同他一起出发去杜勒斯机场。由于引擎出了故障，我们的飞机推迟好几个小时起飞，我们只好等着。弗兰克焦急地老是看手表。我们终于登上了飞机。按级别，弗兰克有资格坐头等舱，所以他就坐在那里了。我则还要继续向前走。“你到哪里去，科林？”他问。“我只能坐普通舱，弗兰克。”我说。结果，我俩无法在飞机上一起工作。而且，为了等航班，我们回来时又浪费了一天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