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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2页）

虽将之称为傀儡，但《时代》在封面上对溥仪形象的处理，明显要比对在他之前出现的吴佩孚、蒋介石等人重视得多。以往都是黑白照片或素描，而这一次，则是由肖像画家精心绘制的彩色肖像。溥仪身着黄色龙袍，手持如意，头顶宝石皇冠，身后是七彩光芒。虽“登基”于乱世，画面却呈现一个华丽的景象。在西方人印象中，溥仪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深度近视，于是，肖像上醒目地画上了他那厚镜片的眼镜。在肖像中，溥仪显然比他本人英俊，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封面中国　第六章（10）

溥仪“登基”仪式的筹备，在紧张地进行着：

到上周，木匠们按照北平巨大的天坛的样式，搭起一个台子，有大典时的台阶。还准备了皇冠，上面雕刻了龙和兰花。裁缝们在龙袍上绣朱雀，嵌宝石。有占卜师言，届时气温可能会降至零下20度左右，故登基庆典应在日出后进行至中午。亨利身穿龙袍要好几个小时，朝祖先画像跪拜，然后，还要接受满洲人的朝拜。传统乐队头戴蘑菇状的帽子，帽子上飘着红流苏，外套五颜六色，他们演奏48面鼓、48张锣，用玉锤敲打8根长长的硬木板，24支唢呐高亢入云。（《时代》，1934年3月5日）

溥仪的随从周君适目睹了溥仪的“登基”从筹办到结束的全过程，他后来的回忆是对《时代》报道的最好补充和佐证：

关东军不许穿龙袍，使溥仪大为扫兴。他面对着摊在桌上金光灿烂的龙袍，向郑孝胥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后人，怎能不守祖制？再说，北京的宗室觉罗都要来，看着我穿洋式服装登基，算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郑孝胥和溥仪的意见是一致的，溥仪穿上龙袍，过皇帝瘾；他也可以穿着蟒袍，过宰相瘾。溥仪叫郑孝胥去和关东军交涉，第一次碰了坂垣的钉子回来；第二次，溥仪说出必须穿龙袍的道理：“登基之前要行告天礼，难道叫我穿元帅服磕头祭天吗？”这一次，坂垣同意溥仪祭天时穿龙袍，但登基大典时必须穿大元帅正装。

……

登基大典选定于1934年3月1日举行。先期在长春郊区杏花村搭起了一座祭天的高台，这座高台，只可以说是“茅茨土阶”，略具规模，较之北京的天坛逊色多了。

3月1日是登基大典的正日子。寒风凛冽，阴云密布，从宫门到杏花村，一路警戒森严，家家关门闭户，断绝行人，警宪机关认为形迹可疑的人，已经抓进牢里关了起来（溥仪每次出门都是如此）。清晨，溥仪身穿光绪皇帝穿过的龙袍，乘坐大红色的“御用”汽车……（《伪满宫廷杂忆》，第102—104页）

溥仪又一次成了“皇帝”。读《时代》，明显感觉到行文中对溥仪命运的感叹。“溥仪一生软弱无助，总是成为这个或那个代理人手中的一个工具。”这句话，可看作整篇报道的基调。报道这样叙述溥仪前两次成为皇帝的经历：

只有28岁的溥仪，对皇冠毫不陌生。此前，他已两度被宣布为中国的皇帝。第一次时他只有2岁。当时，自1861年以来一直统治中国的诡计多端的慈禧太后，在1908年感觉到自己来日无多。她的侄子、37岁的光绪皇帝被她关在紫禁城的一个湖岛上，其罪名是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摆脱“满洲”老朽们的欺压，方式则是请他们自尽。1904年11月14日，据说慈禧太后的两个侍卫潜进光绪房间，将他杀死。太后挑选她的侄子淳亲王的小儿子溥仪继任。

老太后等到了小溥仪被裹以黄龙袍，加冕为宣统皇帝。第二天，慈禧太后突然去世。淳亲王成为摄政王，宣统皇帝被送回去抚养。6岁时，他刚露面，就在广州伟大的孙逸仙的革命成功之后被废黜。他继续住在紫禁城，由原威海卫海关官员、英国人庄士敦先生执教。试图获得民国政府许诺的400万元经费，但从未到手。

1917年，他再度成为宣统皇帝，当时依然留着辫子、虚张声势的张勋将军占领了北京，在7月的一个午夜，又为他加冕。几天后，段琪瑞总理靠日本的资助，并在中国战争中第一次使用飞机，将张勋赶走，夺回了北京。只同意用30分钟时间来宣布宣统皇帝被废黜。（《时代》，1934年3月5日）

现在，溥仪第三次“加冕”，为他“加冕”的却是日本人。他不仅未能改变其“工具”的角色，而且处境更为艰难。下面几个由《时代》讲述的故事，颇值得细细品味：

骑自行车是他的爱好之一。作为一个日本的傀儡，他不敢在无人警卫下走出皇宫，于是他只好在花园里转来转去，练习车技。这位皇帝，目前能让前轮悬空，只骑后轮。他还用拍照来消磨时间。溥仪喜欢在饭后展示他的相机，有时还抱怨来访的客人从不用快照，因为他喜欢不住地摆姿势。

封面中国　第六章（11）

作为3000万“满洲人”——约十分之一为正宗满族血统——名义上的统治者，溥仪的愿望是最好的。一个月前，他以即将登基皇帝的身份首次接受采访。溥仪身穿一身咔叽布的“满洲”陆军元帅服，这是由日本政府为他定制设计的，肩章上装饰着绣花，军靴锃亮。尽管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采访时还是为他安排了翻译。他说：

“在我的统治下，我祈望上天明示，使我能与周王朝伟大君王们相媲美。不管我们两国政治如何不同，但我保证‘满洲帝国’愿和美国一起，共同努力创造长久和平。”

“你能问问皇上他的健康如何吗？”一个记者向翻译提问。

亨利·溥仪忘记要他假装不懂英语的游戏，不等翻译开口，自己就脱口而出：“哦，我很好！”

如果他能做主，亨利·溥仪会希望举办一个简单而舒适的仪式来宣布登基为“满洲帝国”皇帝，就像上周比利时新国王宣誓登基时的仪式一样。但是，日本10年前在中国抛弃他不付分文时就选择了他，当然需要他成为一个象征，向世界表明“满洲国”是独立的，是这个眼睛深凹的人，在豪华的皇宫里吸引了满洲农民的目光。（《时代》，1934年3月5日）

难得的细节描述。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早在政治漩涡中失去了自我。他有自己的梦想，却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一个正常人的乐趣。第三次称帝之后，这个在北方寒冷中摇曳的身影，蒙上了更为强烈的悲凉。

11年后，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溥仪在沈阳机场出逃时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他的皇帝梦彻底破灭。再过一些年，在经历过战犯改造之后，他成了公民——一个享受着优厚特殊待遇的公民。“从皇帝到公民”——一时间他成为了一种政治象征、历史象征，经常在重要的外交场合出现。

1956年6月，当时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又一次来到长春——昔日“大满洲帝国”的首都新京。他在日记中记录此时的心情：

6月9日早晨从哈尔滨出发，下午3时许到了长春。当我们这列火车一开进长春站，我的心又陡然沉重了起来，好像被缚上一个大铅坨子一个样。等到下了火车，走出了长春车站，亲眼看到了长春市民时，我的那颗心就愈发沉重得几乎要把心弦都坠断了一样，就和我在哈尔滨乍一进入东北烈士纪念馆时的心情一般无二，简直使我不敢抬头去看一切人们的脸。本来嘛，自从1932年在这里当上“伪执政”，一直到1945年敌伪一齐完蛋为止，我都是盘踞在长春的。可以说那里的一草一木和每一寸土地，都和我的肮脏罪行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凡日寇所犯的罪行，都是和我的罪恶分不开的。因此，我到了长春，心里怀着鬼胎，就如同盗窃的人，一旦被人给领到被偷人家中去一个样，这时心中的惊慌、羞愧、恐惧和难过等心情，都交织在一起。（《爱新觉罗·溥仪日记》，第79—80页）

溥仪去世于1967年，正是“文革”大动荡之时。过去关照过他的要人们，已自顾不暇，无法顾及他了。据最后为他治疗的张崇信医生的回忆，溥仪最后一次因肾病发作，住进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同病房还另有一位西藏活佛：

溥仪住院期间，没有亲朋好友来探望，只有李淑贤经常来照料他。溥仪的视力很差，戴着厚镜片眼镜看东西还很吃力，经常可见李淑贤读一些可能是书信一类的东西给他听。他的记忆力更糟糕，多次发生上厕所忘了带手纸，不拿饭碗就去盛菜之类的事。

后来，溥仪的病情恶化，小便也发生困难。有一次，溥仪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李淑贤在一旁抽泣，活佛则照旧坐在床上无动于衷。在这种气氛中，我给溥仪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