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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1。日本装甲车控制着连接北平和满洲的铁路上的26个车站；

2。日本轰炸机对锦州的中国兵营的轰炸，对从沈阳撤到锦州的张元帅的满洲部队，已造成心理和军事上的打击；

3。日本侦察机第一次从满洲南部飞进原来意义上的中国，在北平、天津上空呼啸盘旋，而在天津，住有日本控制的傀儡“中国皇帝”（指已罢黜的宣统皇帝溥仪——引者注）；

4。日本驱逐舰和炮艇已出现在所有中国的港口，无论沿海或内河（见地图）。200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已经在上海登陆，增援已经在“保卫”上海日租界的部队。（《时代》，1931年10月19日）

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军事强国。以蒋、宋夫妇为封面的这期《时代》虽以“黄埔”为题报道中日之间可能爆发战争，但他们列举出双方的军事力量数字似乎又在告诉读者，如果开战，这会是一场实力对比十分悬殊的战争：

黄埔是中国的西点军校，其学生赫赫有名，颇受曾任校长的蒋主席器重，黄埔教官是今日中国军队的骨干。蒋主席两周前威胁说要向日本宣战。上周，他保持沉默，紧张地与北方军阀急电联系。有两位军阀可能参加与日本的战斗，一是在内蒙古的“基督将军”冯玉祥元帅，一是“模范督军”阎锡山元帅，他们都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战将。过去他们曾与蒋合作过（见《时代》，1928年10月24日），如果此次他们加入到蒋主席的行列，中国将有大约20万训练有素、装备齐全的军队与日本对阵，另外还有160万没有战斗力的杂牌军或者雇佣军。

日本正规军兵力为210880人，其中15000名日本士兵上周占领了满洲，日本受过训练的公民已被征兵，准备换上军装，总数达175万人。在海上，日本有中国无法比拟的海军，总吨位达到798394吨，中国整个海军（68艘）的总吨位还不如一艘英国超级无畏级战舰（40000吨）。日本对中国战斗力的看法，由东京的一位政府发言人表达出来：“如果中国向日本宣战，我们完全不必考虑。”（《时代》，1931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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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五章（6）

中国处在危难之中。

自鸦片战争后，满洲就不断面临着俄国和日本的蚕食、控制，现在演变成了日本的侵吞。中国会如何面对侵吞？中日会宣战吗？满洲会被分离出去吗？日本到底要走到哪一步？世界将如何应对未来一切？一连串的焦虑摆在了全世界面前。

三“中村事件”

当我们今天回顾“九·一八”之夜时，不能不关注另外一个人——关玉衡。这是一位很容易被忽略的历史人物，9月18日这一天，他正以特殊的身份出现在沈阳。

论地位和声名，关玉衡与张学良和蒋介石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他不过是张学良的一位级别不高的部下，时任东北军兴安区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驻科右前旗察尔森第三团上校团长。可是，他却是历史环节中至关重要的人物。在“九·一八”夜晚来临之前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因他而发生的“中村事件”，成为轰动世界的令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焦点，日本关东军也正是以此为借口策划和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在报道“九·一八”时，《时代》也提到了“中村事件”：

显而易见，中日之间存在已久的世仇，造成了热爱和平、日益贫困的人民对日益发展成功的军事化邻居的厌恶。这一仇恨在中国发现满洲逐步被蚕食后愈发加深。在中国，到处都有日本的军人。1年多来，整个满洲也一直出现反日浪潮。上个月，日本陆军的中村大尉离开沈阳，前往勘察绘制满洲内地的地图。他带有经中方当局签发的许可证明，但对不识字的中国士兵来说，这不过是一张废纸。中村大尉被作为间谍逮捕并处决。（《时代》，1931年9月28日）

中村，即日本关东军的中村震太郎大尉，他离开沈阳应是在1931年6月初，同行者一共四人。他们化装成平民，前往满洲西部与内蒙古相邻的兴安岭一带勘察地形，《剑桥中华民国史》说这是日本在为与苏联作战而做准备。在完成任务返回沈阳途中，中村一行被屯垦军第三团士兵抓获，间谍身份暴露，随后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并将尸首焚烧。关玉衡随后将具体情况向上报告，在北平的张学良得知后，立即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

中村等人被处决的实情，最终被日方获知，并以此向中方施加压力。围绕中村事件的外交风波一日日向战争的边沿演变。起初，张学良并不示弱，1931年8月31日他在致外交部长王正廷的电报中说：“关于中村大尉事件，调查结果，该大尉等既未入日方所主张之遭难区域，虐杀自为无根之事实，故日本政府如向南京外交部要求再调查时，请即以义严词正，委婉拒绝。”（《张学良文集》，第174页）不仅他如此，一些中国舆论也持相近态度。甚至到了1947年，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钱亦石著）仍这样认为：

所谓中村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微乎其微的问题，中村是日本大尉阶级的军人，由日本参谋部派往满蒙调查地理，进至僻地而告失踪。据长春通信：中村变装华服，前往洮南一带，实行秘密调查，日往来于深山长林之中，一日遇胡匪30余名，以其身穿华服，疑为军警侦探，遂至失踪。他是潜往中国内地调查，预备作侵略计划的，其失踪与否，我国当然不能负责。中村大尉即或为胡匪杀害，亦属咎由自取。（《中国近代史》，第234页）

但在1931年9月初，迫于各方压力，张学良态度开始软化，他似乎感觉到了事情的复杂性与严峻，他再也不能轻视日军咄咄逼人的威吓。9月4日，在给留守沈阳的官员的电文中，他的语气有了很大转变：

接汤尔和电，言日方对中村事件表示极严重，谓我方有意推诿，日陆军方面异常愤慨等语。已复以此真相实在不甚悉，并非故意推诿，现正在调查中，如责任确在我方，定予负责者以严重之处置。如日方对此案有何举证，极所乐闻，以为调查之参考等语。究竟此案真相如何，并与日方交涉之经过，希速详复为盼。（《张学良文集》，第174页）

封面中国　第五章（7）

于是，在民间被誉为英雄的关玉衡，转眼间即将作为“凶手”面临惩处。这显然是张学良不愿做却又不能不做的决定。据史料，关玉衡在东北讲武堂曾和张学良有同学之谊，在张作霖时期曾任帅府驻京军务处长，后调任东北炮兵军参谋处长，张学良对他无疑是信任而厚爱有加的。但张学良没有想到“中村事件”会招致日方如此强烈的反应，压力之下他不得不派人将关玉衡押解至沈阳。对外公开说是已被宪兵司令部关押，但实际上被暗中保护，住在宪兵副司令李香甫的家中。

关玉衡抵达沈阳的时间是9月16日，第二天，9月17日（也有9月18日一说），他被带去向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陈述经过。“但是太晚了”——《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说。日本关东军的战争机器已经发动，9月18日的沉沉夜色将不可遏止地笼罩沈阳。

对于一个追寻历史的人来说，在城市改造日新月异的沈阳，要找到能够触摸久远往事、引发历史幽思的旧址已经很少。譬如北大营，仅存的最后一处遗迹——马厩——不久前刚被拆除，当我找到旧址时，面前已是一片废墟，只见一棵大树孤零零立于其中。但巧的是，走进我在沈阳住的宾馆，迎面所见正是当年日本驻奉天领事馆的旧址，而且建筑保存完好，真是意想不到。对照老照片，外观没有任何变化。这是一幢两层的老建筑，中央是柱型门廊，绿色屋顶，西式窗栏，右侧有一尖型圆顶阁楼，是明治维新时代西风渐进后在日本颇为流行的现代建筑风格。逗留沈阳这两日，每次进进出出，我都止不住多看它几眼。看到它，不能不想到关玉衡，想到房子里面发生过的风风雨雨。

关玉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