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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部分（第2页）

有一天下午，我骑着车在胡同里转悠，偶然发现有十几个人排成一队，他们手里都拿着板凳，看来要长时间待在那里。出于好奇，我便去打听，原来他们是在挂一位老中医的号。

这是一个街道办的诊所，老中医已有80余岁，每天只看20个病人。他擅长治疗肿瘤，用药的剂量很轻，却能使有的病人肿瘤消掉。于是病人之间一传十、十传百，为了挂到他的号，常常要排一夜的队。而那老中医似乎并不在乎挣几个钱，据说解放前挂他一个号要一根金条，自然在“*”中他也没有逃脱被抄家的命运。

老人无儿无女，也没有老伴，一个人过着独居但却极为有规律的生活。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出外散步，回来后喝一杯自己配制的药酒，然后精神抖擞地到诊所应诊。中午吃完饭，他会到澡堂子泡上几小时澡，晚饭后看一会儿书，便早早入睡了。他的生活几乎每天如此，很少与人交往。

听到别人的介绍，我越发对这位老中医产生几分神秘之感，他或许掌握了治疗肿瘤的诀窍，他一定有不少治疗肿瘤的秘方，我应当设法从他那里学到手。

那时正值严冬季节，第二天早上我便披着一件棉大衣，混在门诊部外的病人中，眼光却从窗外斜射进去，紧紧盯着老中医的处方，然后一一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他用药的确很轻，大都在一二钱左右，有的药只用几分。他治疗肿瘤似乎重在调气，吃完他的药，病人初觉刺痛，这是气冲病灶。过一阶段，病人又会出现打嗝失气，这是病有转机之兆。在老中医看来，肿瘤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气郁，病人往往因生一口气，使气滞留在了身体的某部，日积月累便形成了中医所说的气滞血瘀、湿毒交织的病灶，所以那位老中医治疗肿瘤的根本之法便是理气。

有一天我依然夹在病人中抄录药方。临近中午，病人逐渐稀少，一位中年妇女突然出现在我的背后，她是诊所的负责人。

“你在做什么？”

“哦……哦……没做什么，随便抄抄。”我这样支吾着。

她把我带到另一间屋子，对我盘问了约半个小时，最后她认定我是个有心人，是个有志攻癌的青年。于是她搬来一个大纸盒，纸盒中全是那老中医的底方，我非常满足地装了一书包。

自此之后，在那位街道干部的帮助下，我便有了坐在那老中医旁边的权利。大概世上有本事的人，都脾气大，性格古怪。这位老中医从不和我说话，也不与病人交谈，除了问一下患者的名字记在处方上外，便不再进一步询问病情，只是按住脉，两眼微闭，然后说出病人的一大堆症状。当看到病人惊奇地点头后，他开始专心地开方。

这时我便伸过一只手，乘机按住病人的脉，将我的体会记在自己的本子上。老中医的字写得很慢，歪歪扭扭近乎难看，但是他开的药却常常能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那时我白天没事，常到门诊见习，回到家中，便结合所能买到的书籍，研究思考，试图发现其中的奥妙。后来我还通过关系，跟着阎卓如、郁仁存、张东瀛等有名老中医学习。直到1977年“*”后第一次恢复高考，我与许多有志的青年考上了北京中医学院，才结束了那段“漂泊”却又是值得回忆的生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土插队”、“大学梦”与“洋插队”（7）

记得1977年的某一天，我在公共厕所蹲坑，旁边有一位上厕所的人正在听半导体收音机。播音员用浑厚的男中音，向全国人民宣布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那就是恢复高考，报考年龄可放宽到35岁。我立刻奔回家，打开家中的电子管收音机，竖起耳朵倾听，好像在迷茫的黑暗中，看到了一条通向光明的人生大道。

我掐指一算，离正式考试还有一个多月，时间还来得及。接下来便是寻找课本，谢天谢地！还真让我找到几本，于是将自己关在屋里苦读了一个月，等我出来时，脸都有点绿了，脑子里全是数理化的符号。我到大街上骑车有点儿晃，结果稀里糊涂把自行车丢了。

那时候丢自行车就像现在丢汽车一样，可我就找了20分钟，找不到就继续复习功课，好像一切都顾不得，只有复习功课才是头等大事。到考试那天我终于感到有点儿胸有成竹了，结果考进了当时叫北京中医学院而现在被称为北京中医药的大学。我终于如愿地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而那一年我快30岁了。

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幸的，因为“*”失学十年。但对我来说，又是有幸的，因为我还是搭上了末班车，在29岁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这是“*”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记得那一届我们班同学的年龄相差十几岁，但个个都聪明绝顶。

当时我们这些二三十岁有着不同社会经历和医学背景的青年人，在失学十年后突然能够进入大学的课堂，就如饥饿的人见到面包一样，一种很久没有的激动，一种对知识渴求的满足，使大家的思想异常活跃，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大学五年级时，我将自己在当兽医时对癌症的奇想，不断充实和升华，写成一篇论文在《潜科学》杂志上发表，正式提出了癌发生的一个新假说。

我在假说中提出，癌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细胞分泌的促素与抑素长期紊乱的结果。这实际上是细胞内的一种“阴阳失衡”。随后我提出了生癌野的概念，即细胞所处的局部环境中，如果促素长期分泌过剩，抑素相对不足，细胞就会逐渐发生癌变。

后来这篇论文，在同班同学李田森（现为哈佛大学教授）的帮助下翻译成英文，寄给了美国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莱纳士·鲍林教授。他所着的《维生素C与癌》畅销全世界，他的名字在美国家喻户晓。这位声名赫赫的大科学家，在接到我的来信后，居然给我回了封信。

信中说，他很有兴趣地读了我的文章。他认为我假设中的某些观点正在被现代癌症研究所证实，但从根本来说，癌变一定会伴有遗传学的改变。后来他建议我到美国学习细胞分子学和遗传学，为将来的研究工作打好基础。

如今鲍林教授已经故世，那么这封信也许会变得更为珍贵、更有价值，而信中的内容不仅对我的癌症研究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使我心中萌发了要去西方学习生命科学的愿望。

作为“老三届”特殊群体的一员，我能成为“*”后恢复高考“新三级”的一员是幸运的。我要告诉后来人，人生也就是要走好关键的几步，走好了就会取得成功。我与祖国同命运，在经历了十年失学之彷徨后，在“*”刚一恢复高考，我把握了机会，实现了自己多年上大学的梦想，这应该是我一生获得成功，最关键的一步。

“土插队”、“大学梦”与“洋插队”（8）

“洋　　插　　队”

大学毕业后，我便被分配到京城的一家大医院，由于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