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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1页）

后来，我的建议采纳了。外机关人员到这提审，手里都拿一张表，上面有被提审的犯人的姓名，了解的内容，这个犯人提供材料好不好，都有鉴定。有了这样的表，我的优点就多了，不论管教员知道不知道，我的优点写在纸上，不能否定。

1954年12月中旬的一天，我是夜班，正在干活呢，管教员叫我回监房去睡觉。也没说什么事，我只好放下工具回号睡觉。我回到监号，贺班长问我：“关梦龄你回来睡觉来了？”

“是啊，不叫劳动叫睡觉，也不知什么事？”

“明天你去参加一个大会，还能吃肉呢！”

我再问，他就不说了。不过我也明白了一个大概，可能去到别的劳改机关参加奖惩大会。这倒没什么可顾虑的，不过心中有一个总的想法，在长春监狱好事轮不到我的头上。

天还没亮，班长就叫我起床，到监房另一个办公室，那儿有五个犯人。有一等犯人于来宾，他是进步的；有二等犯人两个，一个戴脚镣子，临时给他下镣。我一看就明白，这个是顽固蛋；还有一个人，虽然什么也没戴，看样子也不是进步的。史股长叫我们吃饭，高粱米饭、萝卜汤。我吃了半碗，等着吃肉去。

这个地方我们来演过剧，是第一劳改大队。进了第一中队的监房，有的犯人与我们认识，打招呼。不一会儿他们吃饭，大米饭炖肉。我一看，肉真不少！他们一百来个人吃起来，没理我们。岂有此理，他们的话剧团到我们那儿给他们包饺子，今天我们来了六个代表，连饭都不给吃！这里没有干部，犯人也不吱声。好，你们吃吧，我们坐在炕头上看着你们吃。一二千人改善生活，还在乎我们六个人？

他们吃完了肉，大会开始。那么冷的天，犯人都坐在院子里，我们坐在前排。这是劳改大队的年终奖惩大会，由吉林公安厅王处长主持。给改造好的犯人发了奖，不好的，还有潜逃的犯人加了刑。有一个刑事犯判了一年，还有两个月就到期，可是他等不及了，逃跑了，抓回来，又加刑三个月。这事叫人好笑；还有一个不接受改造的罪犯叫杨守田，当场被枪毙了。大会开完，又到一中队休息。他们开晚饭了，但是没有肉了。有的犯人张罗叫我们吃了一顿，也没吃好。天气很冷，坐卡车回到长春监狱。

第二天，管教科史股长叫我们把参加大会的情况，向全监犯人传达。我们整理了一天，才把这个稿子整好，我只动口，没有动手。我对这个大会感想不大，口头上说，对我有很大的教育作用，不能顽固，再顽固就枪毙。我一定好好改造，这回给我敲了警钟。其实这不是思想话，我是讲给进步犯人听的，叫他们给我反映，说这个奖惩大会对关梦龄很有教育。我的思想不是这个大会所能解决的。这个大会奖惩的犯人，与我根本不是一类。劳动好的得奖，我劳动是中等得不了奖；刑事犯跑给加刑，我根本不敢跑，也没有想这个问题；杨守田反抗改造，现行犯罪枪毙，我也不可能像杨守田那样动手打干部。

又评犯人等级，给我评了一个三等二级——蓝牌！但没发等级牌，我很不高兴。第二天，我到张管教员那去要等级牌，以便佩戴，他说等做好再发。

我想，我戴个三等二级的蓝牌，天天去提审，让各机关的干部看看，我哪点不好。给我评个三等二级，纯是张管教员私人意气用事。这个等级牌，始终没发给我。

1955年夏，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公安部的一个报告上说，对反革命分子要进一步肃清。我看了这个报告的新闻，只一小条消息，怎么肃清没有说明。难道还要再来一个大镇压？那样我也许再被审核。既然判决了，也许不会翻案？我与车间的反革命犯郑建五私谈，他感到恐慌，他说：“督察处的少校科员卢春印前天由这解走，可能解回市局，这与徐副部长的报告有关。”

我每天都被提出来过堂。各公安机关，各机关的保卫人员，找我了解材料。所有军统的特务、与特务有关的人、特务外围分子、与我有关的人，及其他特务机关的人都是了解的对象。有许多现在人民政府工作也要了解，都要写出具体材料。从审讯人员的谈话中知道“肃反”运动在进行着。

我已不能在工厂劳动，过堂要紧，劳动其次。监房有几个小屋子作临时审讯室。每天八点进到审讯室，一直到中饭；中饭后，再来审讯。这个机关的干部审完，那个公安干部再审。有时，外地来的干部在外面候着，时间长了，外面的干部就说了：“等一个犯人，一天没等上。”

这样的审讯一直进行到10月。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地来审讯的较多。

10月28日，长春监狱开了一个大会，出乎意外，吉林省人民法院判处11名罪犯在监中的现行活动。第一名是陈兴芝，他在监中委任警察局长等职务，说是组织了一个小团体，企图变天。宣判后，把他们11人拉上汽车，到刑场枪毙了。

我感到很可怕，在监中稍一不慎，即有犯罪的可能。陈兴芝的事我不清楚。在监中还图谋不轨，真是自找死亡，结果是全部枪毙，大快人心。我在监中抱定少与特务腿子们接触，不谈旧事，不谈旧人，即可以避免错误。

大会开罢的第三天，我们外帮组的犯人于也华、金锡恩、陈恩轩、蔡九峰、宋兆沂五人被砸上脚镣，关进六监。这件事引起了许多犯人的谈论。我也认为他们五个人有个小圈子，每天在一起嘀嘀咕咕，吃喝不分。这种情况我反映过，现在果然出了事。如果和陈兴芝的情形一样，就有危险。所幸我与他们没有什么勾搭，我认为他们很无聊。

11月3日，刚要吃晚饭，监房的班长来叫我，我心里抱怨来提审的太多，饭都吃不好。这次大概是外地的公安人员着急上火车等着要材料，我随着班长进入监房办公室。我的脚刚踏入办公室的门，两个躲在门后的看守，便把我用绳子绑上，按倒在地，马上砸上一副大脚镣！砸了半天才砸好，起来又给我戴上手铐。我一看张管教员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纸烟，那种得意的样子，真是恨死我了！怒气似火烧，我想与他拼了，又一想，手上戴了铐子动不得，脚上戴着大镣站不稳。只看了他一眼，他那样子似乎说：“关梦龄你服不服？”我心里说：死也不服！

一个班长给我两个皮筒，犯人叫“镣模”，垫在小腿上，以免铁镣子把小腿磨破了。我接了过来。他把我带到六监里边，对着厕所的一间小屋子。

我进屋之后，看见屋内有两个小伙子。我坐下之后，外面的犯人给我端了一碗高粱米粥，一碗咸白菜。我吃了小半碗饭，就不吃了。情绪波动得不能安静，心跳动得十分厉害。不知有什么大祸在眼前？不知道张管教员给我捏造了一些什么东西？我只恨张管教员一个人，我绝对不会服。戴上两件，再加上两件，我也如此。这两个小伙子不用说是看我的。他们二人帮我把被褥放好，东西安置妥当。我坐在被子上。点名以后叫睡觉，我怎么能睡得着？脚镣、手铐，身子不能动，他俩帮我把被子盖上。我想，这回危险了，上边机关不知道，只好由这几个管教员和科长随便摆布了。多少高级干部我都见过，不成想一个刚由班长升上来的管教员就要了我的命。好，我倒霉，我认命，这不是共产党政策的问题，这是人的问题。再好的政策，象张管教员这样执行，也无济于事。

9点钟的时候，我的监号门打开，我知道是提我。我把鞋穿上，脚镣子响得厉害。我在最里面，到外面去要经过许多监号的门，一个班长把这些监号的窗户一个一个关上。走出六监的监筒，一个穿黑衣服的，从没见过的干部叫我跟他走。我走不动，一步一步拖着脚镣向前挪，两手还要提着裤子。进了小铁门，到前面办公室，进右手一间屋，地中央放了一把椅子，是给我准备的，范典狱长坐在办公桌后面，李典狱长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张管教员坐在右边的条桌后面。这次是范典狱长主审，李典狱长陪审，张管教员记录。叫我坐下，我没有犹豫就坐在了椅子上。

范典狱长问：“关梦龄，你知道为什么给你戴上镣子？”

“不知道。”我摇了摇头。

“你要老实交待，你在监中的一切活动，我们都掌握了，不然，也不能对你这样。”

我心想，你们掌握了什么？都是一些诈语，在我身上能发生什么作用？我说：“如果我有活动，可以交待，不过我没有活动。”

范典狱长讲了一些政策，启发我大胆交待，并且说：“坦白从宽，现在交待还不晚。”

我想了一会儿，说：“典狱长，我可以说说吗？”我说，“我这个犯人与别的犯人不一样，我是无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如果我干了什么坏事，比如在监内有现行反革命活动，我一定会交待。交待可以得到宽大，不交待准死没活，这道理我明白。如果政府真的掌握了材料，有了同案人犯，我不交待也能处理。一个反革命犯，虽不承认自己罪恶，但是既有人证，又有物证，是不能叫他逍遥法外的。人民政府的空子不能钻，我也从没有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