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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他们在商界的影响，招募商股。朱其昂、朱其诏兄弟也是会办。至于盛宣怀，也是个会办，与徐润他们平起平坐。李鸿章如此布局，自有他的道理。因为要举办这样一个投资几十万、上百万银两的大型企业，话虽好说，而集资殊难，没有钱万难总其成。公款有限，只能出二十万两。盛宣怀牛犊出山，初涉洋务，在集资上难有号召力。而唐廷枢、徐润、朱其昂等，已有多年的洋行和商场经验，在商人中号召力极大，他们本人还能带大笔投资进来。权衡下来，李鸿章只能再委屈一下盛氏。

盛宣怀不情愿当这个“牛后”，而李鸿章偏偏要他当这个重要的“牛后”。于是有了这样的分工：唐廷枢、徐润主管揽载、招股等轮运各务，代表商方；朱其昂、朱其诏兄弟主管漕运事宜，代表官方；而盛宣怀地位非常微妙，要兼管漕运和揽载二事，等于兼了“官”、“商”两个方面的角色，说具体也具体，说架空也架空，实际上是个非常重要但是有点尴尬的位置。李鸿章老谋深算，目的是要通过他察看和掌握轮船招商局的一切。盛宣怀毕竟不是小肚鸡肠之人，尽管不情愿，还是走马上任了，后来果真开创了响当当的局面。

唐廷枢任总办以后，凭借他个人在商界的影响力，招商局资金匮乏的局面一下子改观了，从不足二十万两一跃而为一百万两，其中徐润一个人就投资二十四万两，为企业输了血。唐廷枢的办法原则上与盛宣怀是一致的，只是唐更多地强调了“商”的利益，而盛则更强调“公私合营”，即官督商办。这在轮船招局初办之时还看不出多大优势，然而时间一长，尤其是面临外商激烈竞争时，“官”的力量就成了可靠的后盾。在这一事关前途的大政方针上，盛宣怀绝不是一般商人能望其项背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　洋务巨擘（3）

1873年年底，轮船招商局已经有天津、汉口、长崎等十九个分局，该局的“伊敦”轮已经能驶往日本长崎、神户、菲律宾、吕宋岛等地了。1874年7月，招商局公布了第一届结账，盈余两千一百两银。1875年7月第二届结账，已能结余两万四千两银，首次分发花红六千七百余两。全局上下自是皆大欢喜。

1875年秋天，盛宣怀奉命督办湖北煤铁局，同时另外还有其他实业要办，暂时离开了轮船招商局。可是非常奇怪，盛宣怀一离开就出了问题，第二年（1876年7月）结账结下来，居然亏损三万五千两银。

他虽在湖北办矿，但招商局的要紧的事情还是过问的，比如收购美国旗昌公司的事情，他仍是主谋之一。

“水线”之战

1880年秋，李鸿章又委派盛宣怀举办电报事业，统筹全国各地电线电缆的铺设，建立国家电报局，把洋人非法在我国铺设的“水线”，该拆的拆，该买的买，以争回电报自主权。这件事“创行之始，人皆视为畏途”，因为这不同于办一般的实业，前面虎狼成群，先得在谈判桌上“推磨”，扫除了障碍，事才能办成，这是一场政治、外交和个人胆识的较量。

早在19世纪60年代，英、美、法等国就数次向清廷提出，要在中国设立电报线。清廷出于维护自身利益，一次次地加以拒绝。当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讲得好——“倘任其安置飞线，是地隔数千里之遥，一切事件，中国公文尚未递到（那时朝廷的圣旨是靠五百里快骑、六百里快骑、八百里快骑马上传递），彼已先得消息，办事倍形掣肘。且该线偶值损坏，必归咎于官民不为保护，又必丛生枝节。”“外洋之轮船捷于中国之邮递，一切公事已形掣肘，若再任其设立铜线，则千里而遥，瞬息可通，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危言，以骇观听！”可惜那时该巡抚大人虽然看到了电报如此神通广大的作用，却没有建议清廷自办电报，而只是一味限制不让外国人办。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官府见有外国人私自铺电缆、架电杆了，就暗中鼓动百姓去拆电线、毁电线杆，进行阻挠。

1870年，清廷作出了外国“电款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以分华洋旱线界线”的规定，对他们进行限制。但是他们既然已被允许铺设海底电缆，就必然得寸进尺，想方设法把线头牵引上岸，他们总不能把电报房设在海上吧。

最能跟清廷捣乱的是丹麦人。19世纪70年代初，他们派出一条船，在沙俄军舰的护卫下，悄悄驶出海参崴军港。船开得很慢，一边行驶一边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原来这是一艘丹麦通信工程船，正在向海底铺设“水线”（即海底电缆）。他们的目标，首先是到日本长崎，然后再伸到上海吴淞口，最后到达位于上海外滩的丹麦大北电报公司。

丹麦一个欧洲小国，何以竟敢在中国的海域铺设海底电缆？原来他们的背后有老沙皇作靠山，老沙皇与丹麦王室有亲戚关系，为在中国设立电信系统，曾多次向清政府提出，要在中国陆上和海底铺设电报线路，并要求在上海设立大北电报公司，索取“水线”登陆权。那时沙俄已把整个东北划入他的势力范围，向清廷施加种种压力，清廷无奈，只好同意“大北电报公司在吴淞口外设置趸船，在船上收发电报”，但“水线不可以牵引上岸”，真的是要他们在水上发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洋务巨擘（4）

然而大北电报公司岂肯长期漂浮海上？他们非要登陆不可，先用一艘停泊在长江口外大戢山岛的轮船，悄悄地把铺设在那里的“水线”牵引上岸，安置在事先盖好的房子里，建立了第一个电报房。接着，看看清廷并没有什么动静，就把“水线’’偷偷地拖进黄浦江，在张华浜对岸的浦东，设立了第二个电报房。随后，又沿黄浦江将“水线”引到外滩。大北电报公司后期的建筑，就是现在外滩盘谷银行所在的那幢漂亮的大楼。

大北电报公司凭借两条海底电缆营业，取得了巨额利润，自然引起了英、美、日等列强的眼红，纷纷要“分切肥肉”，于是向清政府要挟，也要铺设自己的“水线”。

盛宣怀走马上任办电报，首先就面临着列强“争肉”的复杂局面。如果任其发展，那中国电报局势必无利可图，如果用清廷原有的规定来限制他们，那么就要杀鸡给猴看，先拿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开刀。一场艰苦的谈判势不可免。盛宣怀以清廷在1870年做出的关于外国“电缆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以分华洋旱线界线”的规定为依据，命令大北电报公司拆除其非法设置的上岸之线。大北电报公司岂肯让步，无理取闹，盛宣怀就豁出时间来与其对阵。他心里明白，如果这个回合打不下来，后面的麻烦将接踵而至，英国人、美国人的气焰将更加嚣张。如果各国都在中国架线设电报局，僧多粥少，中国电报局就更惨了。

于是盛宣怀坚持“拆丹麦旱线，以保中华国家之权，并以服各国商人之心”的原则，几经交涉，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只好同意拆毁吴淞到外滩的旱线，但拒不答应拆除厦门上岸之线，强调“厦门线端系由海滨岸边由地下直达屋内”，与吴淞旱线不同，盛宣怀反唇相驳，强调厦门之线“虽与私立旱线有别，然毕竟已牵引上岸”，抓住厦门水线确已“上岸”这一基本事实，证明大北公司已违背了清政府的规定，所以一定要拆除不可。最后，经过数轮“唇焦舌敝”的斗争，终于迫使大北公司拆除了岸线。

在大北电报公司在中国铺设海底电缆十年之后，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电报公司，清廷委任盛宣怀出任总办。然而形势依然严峻，因为海底电缆是大北和大东的，外洋电报和国内与欧洲的电报畅通与否，均掌握在大北和大东手里。如何与洋人争利、分利，关系到中国电报局的生死存亡。于是盛宣怀主动找上门去谈条件。最后，他们不得不同意签订三家电报公司的“齐价合同”，即仿照轮船招商局与太古、怡和轮船公司签约的做法，对外必须价格一致，不允许任何一家单独行动，亦不允许利用减价来打击任何一方。这个办法的实施，使新生的中国电报局在强敌面前站稳了脚跟。

中国电报局在盛宣怀的主持下，数年中有了很大的发展——1882年架起了苏、浙、闽、粤等省的旱线；次年办长江一线；1884年因海防吃紧，架设了济南至烟台、威海、刘公岛、金线顶等地线路；1886年因东北三省边防需要，遂由奉天接通吉林至珲春线；1887年因郑州黄河决口，为筹办赈灾事宜，又从山东济宁设电线至开封；1888年通九江至赣州、南雄线；1890年因“襄樊地方为入京数省通衢，楚北门户边境冲要”，乃由沙市设线直达襄阳；1896年从武昌线至长沙；1898又设长沙至湘潭、萍乡等地；1901年为迎“两宫回銮”，又添设了潼关至正定一线……主要干线和支线，几乎已覆盖全国。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洋务巨擘（5）

为此，李鸿章写出专折为盛宣怀请功。他在《盛宣怀请奖片》中称：“……英、丹电报公司且于九龙及上海至吴淞安设陆线，方谓非常之举，中国未必果行，遂群起相争，多方阻挠，该道（指盛宣怀）奉饬设法抵制，相机操纵，一面集资赶设沿海陆线，使彼狡谋废然中止，保我自主之权，尤于国体商情所关匪细。今线路绵亘万数千里，京外军谋要政瞬息可通，成效昭著，其功实未可没。该员才具优长，心精力果，能任重大事件，足以干济时艰。”说明通过电报工程，李鸿章对他更加信任了。

糊涂世界中办银行

1895年，中国甲午战败，全国上下对李鸿章一片声讨声。看到自己的顶头上司一生忠心耿耿，权倾朝野，一旦失算，就落得个如此下场，盛宣怀心底不免阵阵凄凉，加上自己长年因劳累过度而体虚内亏，常常夜间咳喘不止，于是一纸奏折上去，申请退休回家。

然而朝廷此时正需要干才。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朝廷必须设法挽回一些面子，何况上下内外正一片变法呼声，要自强，要改革，要励精图治，因此朝廷需要盛宣怀出来做事，不仅不同意他退休回家，而且派他大用场，要他出来办银行！

盛宣怀毕竟是朝廷的忠臣，惯于识大体，况且办银行是他多年前就向朝廷建议过的事，如今朝廷真的要你去办了，你却要打道回家，是何居心，能说得清吗·没奈何，只有拼着命上。

此时清廷面对着两亿白银的战争赔款，一筹莫展。光绪皇帝问计于他，如何才能摆脱困境，他直言不讳地和盘托出：仿照泰西各国的样子，办商业银行，“铸银币、开银行两端，实为商务之权舆，亟宜首先创办。不必畏难避嫌，一年即可建成，一年即可收效……如任用得人，一呼可集。”又具体设计了公私两方如何集资的总体方案。针对当时时髦的话题，关于变法问题，他劝说皇上头脑要冷静，现在空谈变法的人太多了，然而说起来便当做起来难，立个新法容易，而要收到实效并非那么容易。提醒他不要轻言变法，只管真抓实干好了。

然而中国的事情历来就是复杂的。

不久，京城传出消息，说是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准备组办中英合资银行，要抓中国银行的开办权。盛宣怀此时已失去了李鸿章这个最有力的支持者，有话他也不能天天对着朝廷叨叨，只好去盯张之洞。他给张之洞写信：“闻赫德觊觎银行，此事稍纵即逝。应否预电总署颇有关系。”他惟恐张之洞认识不清此事的极端重要性，过了几天又写信去盯：“华商无银行，商民之财无所依附，散而难聚……若是银行权属洋人，则铁路欲招华股更无办法……铁路既以集华股归商办为主，银行似亦应一气呵成，交相附丽。”

光绪皇帝看到了他的忠诚，接连召其进京问策，他及时地呈进《请设银行片》和《条陈自强大计折》，重申了在中国开办商务银行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折子里尤其强调说：“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国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

那天他进宫向光绪皇帝辞行，皇帝对他说：“你的奏折已交总署讨论，但是事情总是人做的，今天这班督抚大员都在推委延宕之中，你看怎么办呢·”光绪这是有意启发他勇挑重任，因为皇帝也知道，这些年办洋务，成果最显著的就数盛宣怀。果然，圣旨下达仅仅十几天时间，盛宣怀已把最关键的人物搞定了。他选定的八个董事会成员为：张振勋、叶澄衷、严信厚、施则敬、朱葆三、杨廷杲、严潆、陈猷。

第三章　洋务巨擘（6）

这八个人，都是近代上海滩的实力派人物。张振勋是南洋华侨巨擘；叶澄衷是五金行业的巨头，号称五金大王，在上海及各商埠均有支店，又是纶华缲丝厂、燮昌火柴厂的老板，海上巨富；严信厚原是李鸿章的旧属，以盐务起家，积资巨万，是宁波通久源轧花厂、通久源纱厂、通久源面粉厂、上海中英药房等著名企业的老板，华商巨擘；朱葆三原是日商平和洋行的买办，后来自己开设商行，从事进出口贸易，大发其财，在华商中极富号召力；施则敬也是海上华商中举足轻重的大资本家。另外，严潆和陈猷是轮船招商局的会办，能带船局的资本进来；杨廷杲是电报局总办，亦能带大量资本入股。此时的盛宣怀，已经把这些大腕人物掌握在手里，说派用场就能派他们用场的。

三百万商股看来不是很费劲就集起来了。其中仅轮船招商局就有八十万两。他又替王文韶留了五百股的份额，用朝廷里大官投资于此，来进一步安定民心，致使商股招集“甚踊跃”。

然而朝廷则常常是三分钟热度，忽冷忽热的。商股落实了而官款迟迟没有落实。盛宣怀一再催促，不仅迟迟没有下文，反而传出朝廷已批准中俄两国合办华俄道胜银行的消息，而且据说朝廷已拨款五百万两入了股。这么一来，已经入股中国通商银行的商人们议论纷纷，怕朝廷变卦，盛宣怀自然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他一方面加紧向朝廷催促原定二百万两官款的落实，一方面给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写信，因他明白，节外生出华俄道胜这一枝，完全是翁同龢的主意。对于盛宣怀牵头办银行，翁氏嘴上不说不支持，却背地把资金分流掉，叫你办也难。

他在信中对张荫桓说：“俄行已入官股五百万，而中国银行转无官款，不足取信，为外人笑，一经洋商之谣言倾轧，必致众商裹足。”他又强调，向政府借这二百万不是作为股份投入银行，而是按照过去办轮船招商局的办法，将此款“存放该银行，按年认缴息银五厘，不计盈亏，六年为限，限满或分年提还，或仍接存。”这种办法“有利无害，而外人知有官款在内，足以取信，可与中俄（道胜银行）争衡”，而且，如无官股，不足以号召各省汇票。张荫桓将盛氏的意见转达户部及朝廷，这帮昏人无以对答。

就在这关键时刻，官场上又有人提出对他的弹劾，说他揽银行、轮船、电报等大权于一身，全为图谋私利等等。这下可把盛宣怀给气火了，心想这些家伙不干正事罢了，专门干给人泼脏水的营生。他接连两次向北洋大臣王文韶（甲午战败以后李鸿章的接班人，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提出辞职：“似此糊涂世界，何以尚想做事·！”准备“挈全眷而返”，“举亲耕读，从此再不与人言家国事！”王文韶为官，以圆滑著称。他当然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