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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部分（第1页）

然而，《山海经》的作者究竟是谁？仍有待新的论证。

《山海经》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

《山海经》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的一部怪书。全书分“山经”和“海经”两部分：前者有《五藏山经》五篇；后者有《海外经》四篇，《海内经》五篇，《大荒经》四篇，共13篇。这样一部体系庞大、内容丰富的书，它究竟为何而作，属于什么性质，应归入何种门类呢？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按刘歆《七略》的分类，把《山海经》置于“术数略”的“形法家”。他们认为，此书是“大举九州之势”而求其“贵贱吉凶”，类似后世讲究“风水”的迷信之书。这种分类，不够确切，故后世多不取。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它是专记怪诞的神话故事的。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赞》中说。“《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首先指出其书的志怪性质。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进一步论道：“《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现代学者中也有主张它是记神话传说的。如《大荒西经》中的女锅，《大荒北经》中的夸父追回，《北山经》中的精卫填海，此外还有许多山神、海神、河神、水神、火神、风神、雨神、旱神，以及日月之神等等。

另一种较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它是一部巫术之书、记祭祀的礼书和方土之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山海经》……盖古之巫书也”。巫在古代是宗教领相，是沟通人和神的，一切祈祷鬼神的活动都由他来管理。《山海经》中记方位、山川、道里，是因为祭祀神灵的需要。其中《海外西经》还记：“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大荒西经》又记：“灵山。……十巫从此升降”。至于《海经》中所记海外殊方异域、神人所居、怪物所在，则是秦汉间鼓吹神仙之术的方土的奇谈。

自东汉明帝引见水利专家王景，“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后汉书·王景传》），此后不少人就认为它是一部实用的地理书。隋唐史书的各种《经籍志》、《艺文志》，都把它列入“　地理类”。近世的许多学者，也都相信它是一部既有科学内容、又杂有巫术迷信成分的地理志，它记述了各个地区的山脉、河流，以及草木、鸟兽、矿藏等特产。

然而清代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把《山海经》又归入“子部小说类异闻之属”。他们在《提要》中认为，‘此书“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此说一出，又引起不少人反对，因为它毕竟不是小说作品。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山海经》原是根据图画所作的说明。南宋朱熹指出：“《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云‘东首’，疑本依图画而述之”。其后，胡应麟、杨慎、毕沅等学者都从其说。观书中有些文字，如“叔均方耕”、“长臂人两手各操一鱼”，确实是依图述说。不过，现在所见的《山海经图》都是后人根据经文绘制的。那末，原先的古图究竟有那些？是否整部书都有古图？它所据的古图来自何方？流传至何时散失？现在尚不得而知。

至于《山海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也说法纷纭。西汉刘歆校定时称其“出于唐、虞之际”，为禹、益所著。东汉时赵晔、王充都信从之。但书中有许多禹以后的事迹，以及秦汉时的郡县名。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山经》的成书较早，约在战国初期；而《海经》的写作则要晚至秦或汉初。它可能是综合各种口头传说材料，陆续编成。

是志怪的神话，还是实用的地理书？是巫祝所记的祭礼，还是奇土所编的小说？《山海经》的原图有多少，流传的来龙去脉如何？它的作者又是什么人，成书于什么时代？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去认真探讨。

古怪离奇的《山海经》

《山海经》是有名的传世古籍，据说是4000多年以前，尧舜时代治水的大禹和伯益把他们遍游四方、耳闻目睹的事情记录下来所成。传说不足为信，何况学术界至今对它的说法不一，没有个统一的评价。

最早把《山海经》整理成文，并且公诸于世的是西汉时的刘向、刘歆父子，他们是把此文作为禹、益治水的记载来看的。甚至到了东汉时的王充，仍然这样认为。但是，现在看来这实在是出入太大。书中分别记载了禹、益之后的很多事，还有称“禹父”、引“禹言”的地方，甚至提到了一些秦、汉时期的郡、县名，也提到了战国后期才出现的铁。对此，隋朝时有人解释为：都是由后人搀入了自己的文字所致。虽然不知此说是否准确，但起码可以说《山海经》不只是禹、益所作。现在学术界认为《山海经》的材料来源可能比禹、益时代更早。开始是口耳相传，在流传中不断增加演变，最终在西汉时写成文字。由此说来，可被称为此书作者的可能会有几个人或10多人。

现在人们看到的《山海经）的突出特点是“怪”。书中记载的都是古代的一些怪事和怪物。古怪离奇之至，连最早把它的名字载人史册的司马迁都认为它荒诞不经，难登大雅之堂，“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说的就是由于它的文字不守规矩和不雅，所以那些做过官的，或者其他的有教养的人都难于启口提到它。可能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在提到《山海经》的《史记·大宛列传》中，再没有什么详细的说明。

而对《山海经》一书的定性，则古往今来差距很大，分歧更多。最早给它分类并划定归属的当属汉代班固作的《汉书·艺文志》，它在该书中被划在数术略中的那种根据地域、人、物等形状判断其吉凶贵贱的“形法类”书籍之首。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却被看作是经典地理书。东汉王景治水，明帝赐给他的地理书籍中《山海经》就赫然有名，而经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等分类检索古籍的史书的登载，《山海经》是地理书似乎已成定论。

只是到了明、清时期，各种新异之见才被提出来。明朝时虽然还没有谁确切地重新给《山海经》定性，不过已有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一文中说：“《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到了清代学者编修《四库全书》时，《山海经》已被定作小说，并说它是“小说之最古者”。当然，这里提到的“小说”并非今日狭义的小说，而是指中国古代的广义的小说。

与此同时，道教徒们又一直把《山海经》看作神仙方士之言，并把它收入《道藏》。进入20世纪以后，接受新的思想方法的学者们开始用新的眼光来考察《山海经》。

茅盾认为《山海经》是“一部杂乱无章的神话总集”。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的《神话与传说》篇中则干脆把《山海经》列作“盖古之巫书也”。这种观点影。晰艮大，被许多学者所接受，于是，形成今日对《山海经》看法迥异的两大派别之一。他们认为《山海经》虽然记述了山川、异域，但是，大多是传闻之辞，很难得以实证；它并不是以讲述地理为目的，不能把它看作实用的地理书。同时，它虽然对后世志怪小说影响很大，但其本身不能算是小说。因而，只能认定它是一部巫觋、方术之书，是古人施行巫术的参考书。另一派学者则坚持传统观点，把《山海经》看作是地理书，甚至有人断言《山海经》是“第一部有科学价值的地理书”。

也有人兼顾两派观点指出：《山海经》“是一部巫术性的地理书”。

《山海经》除了在作者、创作年代和创作意图上存在着难解之谜外，它的最初形式也裹在迷雾之中。早在南宋时，儒学大家朱熹就指出：“《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云‘东首’，疑本依图画而述之。”　即推断出《山海经》的文字之前是图画形式，它是根据图画记述而成书的。而明代的胡应麟、杨慎，清代的毕沆也都认为《山诲经）是（山海经图》的文字说明。这种说法，至今还没有被考古所证实，今天所见的《山海经图》都是《山海经》成书以后所绘制的插图。不过古书记载中，确实时不时可见有关《山海经图》的线索，似乎古代曾有过一部《山海经图》，但是，现在人们既无法确定这部《山海经图》所属的年代，更无法确认它是否真实存在。

不过，这部离奇古怪的《山海经｝确实浸透着谜。朋友们，你有兴趣去解开它的谜底吗？有时间读一读这部古籍，你可能会获益匪浅的。

山海经的来龙去脉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九州大地社会激荡、思想迸发、文化沉浮，其壮丽诡秘之场景在华夏文明史上打下了深刻的印记，同时也留下了许多饶有趣味而又难解之谜；其中有三大千古文化之谜，它们分别是无价文化之宝周室图书档案典籍失踪之谜、大思想家《道德经》作者老子辞周退隐之谜、世界奇书《山海经》作者或编辑者之谜。种种迹象表明，这三大文化之谜是有着内在联系的，让我们从《山海经》谈起吧。

《山海经》是一部记录远古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专著，它记述着中华民族文明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以及这种生存与发展所凭依的自然生态环境。自古相传《山海经》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大禹是治服水土的一代圣王，伯益是当时的山林环境大臣。近代多数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作于一时，其成书年代或谓在春秋战国时期，或谓在秦汉之际，亦有相信其资料源于帝禹时代者。至于《山海经》的作者更是众说纷纭，或谓楚人，或谓中原人，或谓“海外人士”。其中“中原人士”之说又有两种观点，一说为周人，一说为齐人；而“海外人士”则涉及古印度人和巴比伦人等等。

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袁珂先生在《中国神话研究和山海经》一文中说：“《山海经》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经多人写成的一部古书，作者大概都是楚地的楚人。”　茅盾先生在《神话研究》一书中称：“《五藏山经》大概是东周之书，理由是：综观《五藏山经》记载，是以洛阳为中心，其言泾渭诸水流域即雍州东部诸山，及汾水南即冀州南部诸山，较为详密，洛阳附近诸山最详，东方南方东南方已甚略，北方最略。”客观地说，《山海经·中山经》详尽记述了楚地山川及楚民神话、习俗，表明作者对楚地有着真切的了解；与此同时，《山海经·西山经》则详尽描述了周地山川及那里的神话、习俗，表明作者对周地亦有着真实的了解。此外，由于《山海经》的篇目名称和结构内容，与齐国学者邹衍的大九州、小九州学术思想及其《终始》、《大圣》等著作的内容有相似之处，因此亦有学者认为《山海经》成书与邹衍学派关系密切。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周时期，周与楚实为并存的王朝。在东周列国中，除了周人称王之外，唯有楚王问鼎并自称为王。事实上，楚与周（包括中原各诸侯国）长期为敌对方，双方时有征伐；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不大可能有学术大家可以兼通周地、楚地风情的。但是却有一个例外，这就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事情是这样的，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后，周王室在继位问题上发生内战，王子朝（庶长子）占据王城（洛阳）数年，王子丐（嫡次子，被立为周敬王）避居泽邑；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际，晋顷公出兵支持王子丐复位（此举得到中原过诸侯国的响应），王子朝遂携周室典籍（应当还有大量周王室的青铜礼器）投奔楚国，此事被记录入《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和《史记》等书中。

在王子朝一行中，既有王室成员、世袭贵族，也有供职于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官吏和学者，而长期供职于周王室图书馆的大思想家老子亦非常可能同行。至于王子朝一行所携带的周室典籍，应当是相当珍贵的，它们应当包括前朝（指商代、夏代及更早时代）的文献、文物，以及周代列王的诰命文件，或许还有各诸侯方国的奏章、报表等文书档案资料。

根据《吕氏春秋·先识》记载：“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本周。”这一方面表明周王室图书馆收藏有夏朝、商朝的图册文物，另一方面也说明携典籍投奔“有道之国”乃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而且也是图书文献管理官员的神圣职责。因此，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如果不是表明他相信楚国将代周而兴，那么就表示他自己仍然是周王室的合法继承人（拥有王室档案乃是拥有王权的必要条件之一）。与此同时，在王子朝占据王城洛阳数年之间，周王室图书馆的官员和学者当仍然恪守职所，这在客观上等于站到了王子朝一派。因此，当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之时，这些官吏或学者无论愿意不愿意恐怕只能与王子朝同行。

然而在王子朝奔楚之际，恰逢楚平王死，楚国在继位问题上也动荡不安。种种迹象表明，王子朝一行并没有到达楚国都城，而是滞留在南阳西鄂一带（今日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也就是说，王子朝很可能并没有把周室典籍送交给楚国君臣，而是将它们妥善地保留在自己手中。我国现存史书中，既没有记载楚国何时何地收到过这些周室典籍，也没有明确记载这批这批珍贵文献的下落，这些人类文明史上的无价之宝从此就神秘地失踪了，而且历代出土文物中也不见它们的踪影（或许有部分典籍出土或外传，但人们并不知道它们是周王室图书馆之典籍）。由于王子朝是有准备的带走周室典籍，而且他始终怀着复位的期望；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今天有理由相信正是王子朝将周室典籍秘藏起来了。

为此，笔者在历史探索小说《老子隐迹》（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中假设有如下情节：王子朝在携典籍奔楚的途中，接受老子的劝告，对外伪称不慎失火将典籍烧毁以绝人念，暗地里则化装成商旅将周室典籍秘藏在墨山和丹崖山的山洞中（在今河南西峡县境内）。不过，《皇览》记有王子朝之墓在南阳西鄂，当地晁姓氏人自称乃王子朝的后裔；此外，今日河南镇平县与内乡县之间有地名为晁陂，或者亦因住有王子朝后裔而得名。因此，王子朝秘藏周室典籍的地方也可能在上述地区。

据《左传·定公五年》记载：“五年春，王人杀子朝于楚。”事件发生在在公元前505年，，但未言及事由和地点。笔者推测此事与周敬王追索周室典籍有关，而王子朝以死拒绝交出典籍。与此同时，老子可能因参与秘藏周室典籍之事，遂辞职隐居直至终老；事实上，周敬王在位长达44年（死于公元前476年），在此期间，老子是不可能再回到周王室图书档案馆任职的。

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天道篇》记有：“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若是《庄子》所言不虚，似可表明周敬王由于未能从王子朝手中追回周室典籍，故而重新向天下征集图书，以重建周王室图书馆。《庄子》书中认为老子与孔子观点不同，故而拒绝了孔子的请求。应当承认，老子经历周王室内乱后，其观念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