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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女人叫了几声，不应，便感到蹊跷，把油灯点了。

移近一看，她吓坏了，“送元！”她尖叫了一声。

只见翁送元牙关紧咬，眼珠外翻；灵魂像出壳了。

……

连夜送公社卫生院，说是肝昏迷；过了不久，出现了肝腹水；两个月后，死了。

尸体运回后岭，挨着翁息元埋了。

凌文静久久地站在翁送元的墓前，没有眼泪；但脸色愈加阴冷，甚至可以说是冷峻。

还有些刚毅的色彩。她心里想：宿命地说，翁送元应该死在这里，还能全合身子葬在祖坟上，与他的弟弟翁息元在一起。不然，人在外，客死异地，做为党员的他还得火化；所以，他虽说不是荣归故里，但可以说是魂归故里。他是幸福的。而自己呢？

她的心迷茫了，眼泪便下来了，浊浊的，流得很慢。

刘淑芳和翁七妹过来搀扶她，让她回家去。节哀。

到了家里，看到黑洞洞的屋子，她泪水汹涌，但她不哭嚎。刘淑芳们去嚎阳得不可遏制，她们不忍见她们的婶母如此悲抑。死亡能软化人们的心。

凌文静整天在屋里坐着，一动不动。翁家人轮流给她做饭，给她端过来。新做的饭端过来，原来的饭菜一点不曾动过；来人便含泪端回去。到了七天后农村所谓的“圆坟”之日，她又到翁送元的坟上去了一趟，静静地站了很久。

第八天早晨起来，刘淑芳去给她送饭，见到房门挂着锁，钥匙放在窗台上；打开门一看，屋子收拾得异常干净整齐。桌上留了一个纸条，纸条上写着：我走了。

凌文静就这么悄悄地走了，没有告别，也不需送别，以她自己的方式。

一个不属于后岭的女人走了，给后岭人留下了复杂的回忆。

一年后，上边要求各大厂矿定点支农。机械厂考虑到翁送元的因素，把后岭定成支农点，为后岭扯上了电。翁送元生前动过这个念头，但没能实现；在九泉之下，不知道，他是哭，还是笑。

第八章

一

已到了上学年龄的翁大元，依然是个野孩子，在村街上跑。早晨的风刮得烈，吼吼地，如逃犬急吠；他的破麂皮帽子被风刮跑了，便去追。一追就追到村口，碰到他的爹翁上元正赶着大车朝外走。翁上元一边抹着风刺出的稀泪，一边懒懒地甩着鞭子。

“爹，你干啥去哩？”

翁上元一回头，“去公社接人。”看到翁大元的帽子拿在手里，他吼着：“还不赶紧戴上，把你的耳朵冻掉了。大清早的，你跑出来干啥，快回去！”

翁大元没有动，问：“爹，到公社接啥人？”

“接城里下放的一个什么右派，姓南。”翁上元回答说。

“啥是右派？”

“说（尸求）的你也不懂，快娘的回去，冻掉了耳朵，小心揍你！”说着，竟把鞭子伸过来，鞭梢在翁大元的耳根子上划了一下。翁大元吓得跑远了。

掌灯时分，翁上元才回来。进屋便蹴在火炉边，把那冰坨般的手，直直地朝火上烧。咝咝地冒出青烟，缕缕焦臭便随着那青烟直直地灌进鼻子里。然而他竟很惬意，舒坦得直笑。

“姓南的右派呢？”翁大元问。

“自己卸行李呢。”

翁大元跑到那大车边上，见那架车的牲口也拴进棚里了，呼噜呼噜地直咳嗽。那车被顶车杠顶着。一个穿黑色中式棉袄的汉子正弓身扛车上的一只大背包。那背包绑得滚圆，白白地结着一层霜。那人吃力地扛上肩，猛地挺身，以期扛稳了迈步。但却啪地掉下一个东西，他便紧张地低下头，那包便哧地滑下来，落到了地上。他把掉在地上的东西捡起来，是一副眼镜。他朝眼镜上哈口气，用袄袖擦了擦，就又戴到眼上。他再要搬那只包，竟搬不动了。努力半天，依然不动；他颓然地咧一咧嘴，手拼命地往袖里抄。他被冻坏了。

翁上元出来了，一把就拎起了掉到地上的背包，另一只手拍拍那人身上的霜粉，“南先生，走吧。”

这便是姓南的右派。

南先生吃惊地看了翁上元一眼，紧接着便连连哈腰，“多谢，多谢。”那个样子很是滑稽。

随翁上元走了几步，他突然低低地叫了一声，车转身子往回走。原来车上还有一个大网兜，网兜里有两只崭新的铝盆和一只雪白雪白的瓷盆。他吃力地拎着，走得趔趔趄趄，将要迈坎时，一下子蹬脱了，身子前后左右摇晃，在一番挣扎之后，竟砰地摔倒了。那网兜甩得远远，盆们亦顺势脱了那网线的羁束，在坎坡上潇洒地翻滚，且叮当奏清响；那暮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