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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1页）

家属子女，前几天已到宜宾，晚上回家，小儿女都不肯睡，还等着看爹爹。这时一家人见面，仿佛分别了几年似的，完全浸没在欢乐的海洋里了。

这时罗广文的后方已经转移到了宜宾，留下一个学校和许多械弹装具。川南师管区副司令张继寅是我陆大同学，也到宜宾与我会合。我当即任命张继寅为干部学校的教育长，把罗广文的教官、学员与七十二军的学员合在一起，加以管理。又以第七编练处副司令的名义，派原教导总队长曾猛为第七编练处教导旅旅长，要他收集第七编练处的人员并招募新兵，把所有枪械利用起来。由于联勤总部在宜宾的枪械服装堆满了仓库，我利用叙泸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肖烈人地熟悉的特点，派他为二十二兵团教导师师长，要他招募新兵，把所有械弹服装利用起来，以免流失。

我4日起连日在行军途中，与新三十四师无线电联络不上，到宜宾后又接连几天联络不上，我心里担忧新三十四师出了问题。8日部队都到达了宜宾。我听说赵德树与张纬都说“仗不能打了”，我心中暗喜。于是决定9日上午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

开会地点，在赵德树家客厅。出席人员有我，代理参谋长徐孔嘉，干校教育长张继寅，军警卫团团长夏念民，叙泸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二十二兵团教导师师长肖烈，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副师长杜永鑫、师参谋长喻忠信，六九七团团长张纬，六九八团团长吴让，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

我们围在一张长餐桌坐下，我坐在餐桌一侧的中央。我说：“解放军已攻入四川，政府军已完全垮了，这个仗无论如何失败定了。今天召集大家研究，看有什么意见，形势这样紧张，有人说‘仗打不得了’，究竟打不打，大家尽管说，这是关系我军几万人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总要大家意见一致，才能步调一致，怎么样？大家说吧！”

赵德树首先站起来说：“打不得了，一打，我们全完了，干脆和了吧！”

我听到这里心中大喜，认为我听说他说“仗打不得了”是真的，我日前暗示过他：“到形势险恶时，我们的态度要灰色起来。”他已完全理解。不料他话题一转说：“司令！你地位那么高，你出来讲和划不来，共产党以后也不会信任你。现在部队都是我的，不如由我来和好了。你走，我派我的特务营送你，派滑竿三班人轮换抬你，昼夜兼程，三天就可到新津，再乘飞机飞台湾。

他的话说完，大家都惊了。这不仅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赶我走。我当然也感觉意外，不过我毫不惊慌。因为：第一，部队我完全能掌握。全军营以上的军官都是由我委派的。六九七团团长张纬、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王瑞是我的亲信，六九八团团长吴让是老七十二军的营长，在上海时由我提升的，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是罗广文介绍给我的，我估计都能听我的话。军警卫团团长是赵德树介绍的，可能听他的话，但是第一营营长欧阳大光是原来七十二军的营长，副营长郭翚是我的侄儿，当然听我的话。赵德树赶我走是不可能的，他斗不过我。第二，赵德树本人，与我私交很厚，我们不仅是日本士官同学，而且我营救过他。他在进攻大别山时当旅长，部队在安徽宿松附近被刘邓大军击溃，赵德树怪他部下的一个营长临阵退缩，下来过后才把营长枪毙了。本来临阵退缩，当场打死就无事，下来才枪毙，营长的家属不服，就抓住这点，说他挟嫌杀人，告到国防部。国防部军法局将赵德树扣押审讯，赵德树的父亲是个立法委员，与我认识，知道这一类案子军*审时第三厅的意见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托我营救他，及军*审时，第三厅的意见是：将士不用命，如何能打仗，部下临阵退缩，长官依照军法当然可以枪毙他，赵德树虽然手续不合，也不至于扣押问罪。这样，赵德树才得以释放。想到这两点，我相信他必定不是要赶我走，而是我事先未同他深入商量，他以此试探我的意向，也可能他已明白我不部署作战而问仗还打不打，是怕事先未能动员，直接说出企图，军官接受不了，出危险，所以挺身而出，替我担当危险，想到这些，我胆气壮了。立刻趁机诱导说：“国军一败如水，败兵之将，谁还与你谈和？只有起义。不管起义也罢，打也罢，还是由我来指挥，我决不能在这生死关头，丢下大家不管，是生是死，我都和大家一起。打，明明是死路一条，只能有‘忠义’的名声，却留下几千孤儿寡妇。大家要打，我也同大家死在一路；不打，那就起义！你们再发表意见！”

宜宾起义（4）

“还是军长高明，知道起义，我们起义！”赵德树顺风转舵，会场紧张空气，比较缓和了，六九七团团长张纬接着发言，他说：“仗打不得了，我主张起义！”

话犹未了，六九八团团长吴让抢着发言：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怎么不打了？比如一个女人，男人死都没死，就又想嫁人，说不过去嘛。”

吴让鲁莽，桀骜不驯。他不好在赵德树发言时反对，及见张纬发言，就趁机发泄，他这一骂，会场气氛又十分紧张。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等都低头不发一言。我本来以为形势逼人，诱导起义，已是水到渠成，我军装袋里装着我写好了的向解放军申明起义的信，以为大多数人一赞成起义，我便取出信来，派人送去。及吴让这么一闹，看样子会无法开下去了，不如下去再设法诱导，于是说：“这个问题很大，时机也还不那么紧迫，还来得及深思熟虑，大家下去深刻考虑一下，我们再作决定。散会！”

会后我回到军部，我想：在形势逼迫下，何去何从，从士兵到将官都在选择与衡量，除少数死硬派外，不会至死不悟。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虽是罗广文介绍来的，但今天未表态，而六九九团现正担任宜宾城城防，他这个团的态度，关系驻城内人员的安危甚大。因此，廖觉雄就成了起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我必须取得廖觉雄的支持。这时高级参谋长徐孔嘉，干校教育长张继寅正在我办公室，他们认为须动员赵德树去做廖觉雄的工作。我于是叫他们二人前往，他们二人在途中碰见赵德树已说服了廖觉雄一同到军部来，四人一齐来到我办公室，廖举手敬礼后说，“报告军长，我决心起义！”

“那就无悔哟！”我叮咛他。

“无悔！什么情况下都不悔！”廖坚决地回答。

我于是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了的信，交给徐孔嘉，叫他以参谋长的身份，尽快迎上前去找解放军。我的信向解放军说明：我早已和董老有联系，现在已按党的指示，宣布起义。

徐孔嘉欣然接受任务。赵德树积极找轮船联系，地方人士也派出代表，黄昏时开船下驶，当夜到李庄、南溪，找到了解放军第十六军的军长政委尹先炳、吴实同志，他们高兴地接待，并于10日派某师的惠政委一同来到宜宾。惠政委问我发了通电没有？我说：“发了起义告官兵书，没有发通电。”

“还是要发通电。”惠政委说。

我于是起草通电，电文里说国民党如何卖国、*、贪污。惠政委说：“不能一律骂倒，国民党不是都坏，只有国民党反动派坏，因此电文应指责国民党反动派。”

我一面修改电文，心里非常佩服共产党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1949年12月10日，发出通知后，我觉得第一道难关已经渡过，胸中松了一口气，事实证明我高兴得太早了。起义后，大约十来天的时间内没领到经费，只得仍然使用国民政府的法币。幸喜当地人民认为七十二军起义，地主上没受损失，允许七十二军使用法币维持伙食。可是七十二军的官兵军饷无着落。当时我军尚存一部分“公积金”，我主张拿出来分给我们的军官和士兵，奈何钱又太少，每人只发到五六角毫洋，这毕竟只可以暂时稳定军心。宜宾人*动给我们提供伙食，给我减轻了很大的困难。他们给我们的帮助，犹如雪中送炭。

由于起义前不能公开号召，部队思想不统一，再加上蒋介石特务死硬分子的破坏，以及我们工作上的疏忽，因此，起义后部分士兵情绪波动极大，甚至有的部队发生叛变。　。。

宜宾起义（5）

告官兵书一颁布，一部分士兵白天晚上满街打枪以发泄怨气，各级军官无法制止。还有一军官装成吃醉了酒，拿着手榴弹，闯进我军部办公室，大声喊叫：“郭司令，国民党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宣布起义？”我知道这时高压不解决问题，急令卫兵把手榴弹夺了，然后说：“你喝那样多干啥？还发起酒疯来了，把他扶下去休息。”

解放军十六军随后由南溪直上威远、荣县追歼蒋军。张国华所部十八军相继到宜宾，我带领徐参谋长等过河前往迎接。张国华性格爽朗，决心明快，一见我就说：“郭军长，我们知道你思想进步，与党早有联系。”我随即请他去洗澡、看电影。他十分随便，毫不迟疑推让就同我过江，为了保护张国华同志及随他的解放军干部的安全，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特别加强警戒，防止一切不测事件的发生。张国华和我一见如故，毫不迟疑，他豪迈明快的军人风度为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接着十八军召开了七十二军起义欢迎大会，参谋长陈明义同志致欢迎辞，他高呼“向七十二军起义干部战士致敬。”一面举手行礼。这种热烈场面，七十二军干部战士从未见过，看了非常满意。

十八军要通过我部驻地北上，为了防止万一，张国华希望我腾开四十里路的缺口，好让他的部队安全通过，于是，我命令六九七、六九八两团由北树溪移往安边，为十八军让出一条路来。并派二三三师副师长杜永鑫前去掌握这两个团。这时，由于两团与我隔离开，互不能见面，有线电不通，特务乘机造谣说七十二军驻宜宾城里的部队，被缴械了，郭军长也被赶去背大米了。而王陵基旧部杜永鑫、吴让趁机煽动部队叛投王陵基，十八军部队过完后，我急忙派人追去屏山解释。这样，除了六九八团二营长陈超带领七个连叛逃外，其余都回来了。长宁指挥所的人员也由王蜀生率领回到宜宾。

张国华任军长的十八军进军西藏后，第十军军长杜义德任川南军区司令，调七十二军驻防富顺，我就归杜义德指挥了。我到泸州去见杜义德，说明我伙食无着落的困境，杜允按解放军的供给制发给七十二军每月数万元人民币，这以后才解决了我军的经费困难。

虽然伙食、薪饷总算有了着落，但部队内部思想混乱、纪律废弛。很多军官士兵对起义这件事想不通，认为连仗都没有打就“投降”了，感到很不理解、很不服气；七二十军当时相当一部分是保蒋介石的特务。根本就不同意起义，也就是说真心实意愿意跟着我起义的只有一些平时跟我关系很熟、很好，感情很深的人。那时我曾打电报给刘（伯承）邓（小平）首长，说要到成都见他们，他们回电让我暂不要离开，以后再电约见，结果我就没有去。这时任廉儒也来到宜宾，告诉我现在还不能走，我也就暂留在了宜宾，安排都围绕着稳定军心为重点开展。

我深信共产党能使祖国富强，怀着一颗十分虔诚的心追随共产党，我的起义自然是毫无半点假意和被迫，完全是真心实意的，七十二军并未执行蒋介石沿长江、沱江布防，掩护几十万人在成都集中的命令，而且将部队收缩到宜宾，对已经崩溃的蒋军构成威胁。我所冒的风险比打仗严重得多。派来的军代表们急于求成，认为部队有把握了，调很多军官去受训，一去就不回来，这是很动摇军心的。他们没有同我一道掌握部队。

由于起义，事先不能作动员工作，起义后两极分化，是难免的，所以接着又发生了几次叛变，但最厉害的是六九七团的叛变。当时，七十二军已移驻富顺，军代表同志很不理解旧军队，才下到连队几天就盲目乐观，说对连队士兵有把握了，不听我的劝告，硬要在部队还不稳定的时候，立即把部队中的营、连、排长调三分之一的人去学习。学习当然没什么，却一去就不复返，结果，六九七团的少校团副马启驹，三营营长李治安等就借此鼓动士兵，说共产党不可相信，干脆逃跑，发动了武装*，残杀各连军代表，围攻团部，顿时，11个军代表死于暴徒之手，连第二营营长王瑞因保护军代表，不愿叛变，也死在暴徒的机枪之下。许多军代表得知消息后，说打仗都没牺牲这么多干部，感到万分沉痛，我也心如刀绞。

冯、李*对军队影响极大，大家都骇得没有主意，赵德树约同肖烈对我说：“军长，这个祸闯大了，我们干脆跑吧。”我急忙阻止说：“你们活得不耐烦了，想找死。祸惹下了，我们有责任，但并不是我们指使的，罪不该死，犯不着跑出去找死。”我于是找赵德树、肖烈说：“你们虽是师长，也不能怪你，责任全部由我来承担，杀头杀我，与你们无关，你们要好好安心下来，掌握好部队，以免再出乱子。”于是，我们积极安抚剩下来的士兵。这样，部队才逐渐稳定下来。一直到1950年6月，全部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