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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2页）

两个人说着，已经踏进了一条并不太宽的山涧小河。哪知这个河虽不宽，石头却不少，走了没有多远，只听老刘“哎哟”了一声，在水里打了一个趔趄，才勉强站住脚步。

“烂脚佬，我刚才要你注意点嘛！”

“嘿嘿，我踩偏了……”老刘并没有多作解释，他就是这样“嘿嘿”一笑完事。

可是担架上的贺子珍，心却往下一沉。她知道老刘的那只烂脚一定是碰到石头上去了，老刘虽然勉强笑着，实际上该是多么疼痛难忍，否则这个硬汉子是决不会出声的。她想到这里，反而觉得比碰到自己的伤口还要难受。

小河过去了。只听老丁在前面又喊：“掉队了，烂脚佬，快一点吧！”

“好，好。”

担架象小跑步式地向前跑去。这是行军的规律，只要遇到难走的地方，前面一停一跑，他们就要拉下很大一段距离，必须用跑步才能弥补，否则就会越掉越远。最坏的情况是，有时刚刚赶到宿营地，别人就出发了，那就再也找不到休息的时间。贺子珍知道这种走走跑跑是最累人的，何况是对于“烂脚佬”呢，他在跑步时一步步该是忍受着怎样的剧痛！

“该爬山了，烂脚佬，你到前面来吧！”

“好，好。”

两个人一掉头，倒换了一下位置，老刘换到前面去了。这是一种必要，同时也是丁班长的好意。因为上山时，担架的重量一下子就集中到后面那个人的肩上，后面那个人个子高些也比较有利。可是抬前面的人也并不轻松，如果坡度很陡，他就需要双膝着地，缓缓爬行，才不至于把伤病员摔下来。这时坐担架的人心里会是很难受的。一般说伤势稍轻一些的人，遇见这种难走的路，就会自动下来走了。可是贺子珍呢，她全身八处伤，漫说下来，就是动转一下也谈何容易。这时，她从感觉上得知，这样陡峭的山，老刘准是一步一步又在膝行。

她想起老刘裤子上那两个磨破的膝盖，真想要哭出来。“我把大家真拖累苦了！”她暗暗地对自己说。“我的伤这样重，能不能好还是个问题，如果不能好又何必这样连累大家呢？”

她看了看跟在担架旁边的警卫员小吴，又看了看肩宽背厚的老丁，不禁又想起自己亲爱的丈夫。为了自己的伤，他把自己的警卫员和担架员都派来了。而他也不容易，他行一天军，到晚间还要处理全军的行动和作战问题，得不到好好休息，第二天能在担架上睡一觉，那就是最难得的休息了。如今他把担架员派来了，他怎么办？他会不会从马上摔下来？长征以来已经有好几位领导人从马上摔下来了，而象贵州、云南这样的险路深谷，该是多么容易发生的事。为了我这样一个人，使整个的工作都受到影响又有什么必要呢！……

现在，担架已经过了山鞍，沿着盘山小路缓缓而下。

小吴见贺子珍张了张嘴，没有说出声音来，就抢上两步，问：“子珍同志，你是想喝水吗？”

“不，你去请李指导员来一下，我有事。”

小吴快步赶上去，告诉了樱桃。樱桃就走出行列，在路边等候。贺子珍上来了，她就走近担架亲切地问：“子珍，你不舒服了吗？”

“不，我有一个想法想同你商量。”

“你说。”

“我想还是把我寄了。”

“什么？”

樱桃吃了一惊。在长征路上，人们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寄”字。一说要“寄”谁，就等于宣布这个人生命的结束。人们心里都明白，这是凶多吉少。所以“寄”就成了一个不祥的词汇。可是，贺子珍今天却主动提出要“寄”，这是怎么回事。樱桃睁着大大的眼睛。

“樱桃，我实在太累人了，把大家都拖苦了。你们把我寄下，将来胜利了，我还可以去找你们……”

贺子珍说着，泪从她苍白的脸颊上涔涔而下。

“不，那绝对不行！”

樱桃显得十分果断。她安慰了贺子珍几句，就跑上去报告董老。董老吃惊地说：“那怎么行！不过这事应该报告泽东同志知道。”

樱桃就坐在路边等候毛泽东上来。

毛泽东睡得最晚，往往也出发较迟。每到一地，按照他的要求，警卫员先安排办公的地方，也就是说，把老百姓的门板支起来，当做桌案。如果门板少，不够搭铺的，他就同警卫员滚在一起在稻草铺上睡了。因为睡得过晚，他睡下时也就快到了别人起床的时间。由于敌人经常在后边衔尾而追，又不能起得过迟。当时，干部团担任总部的警卫，干部团团长陈赓就特别指定一个干部来关照毛泽东的起床和出发诸事。如果他起床过迟，就要去督促一下。毛泽东往往因起床过迟，饭也顾不上吃就立刻出发。等走上一二十里路才吃早饭。而这时，盛在蓝瓷饭盒里的饭早已冷了，如果临近有老百姓，就去烧一点开水，或要一点热米汤拿来泡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