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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在军事制度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即军官团与士官团的制度。军官团从前是以团为范围，团长为核心，师长为辅导；士官团是以连为范围，士官长为核心，连长为辅导。军官团与士官团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是人事与教育。在德军的编制上，师长下设两个副官，一个是人事副官，一个是教育副官，师长透过两位副官的作业来辅导下属的几个团。所以，平时干部们除了受学校教育之外，在任期间，一个团还要把营连排的建制打破，只包含军官，这一个抽象的名词就称为军官团。它既不是一个建制，也没有编组，而是指全团的军官。团长的责任就是教育与辅导这些军官，辅导包括人事与教育。所以军官团教育就要注意每一位年轻军官的理想、前瞻与发展，帮助他们规划教育进程以及未来职务升迁，我们常常发生“好人不求职”的情形，完全以上级的分配为依归，这种人常常耽误了前途；还有一种人就是到处钻营，有一句话形容得最为贴切：有人便有事，没人别求事。所以到了今天为止，我们的建军还没有上轨道，就是因为军官团体制不健全所致。

再谈到士官团制度。士官长是一种职务，不是阶级，本来一个连里面有一个士官长的编制，但是国军最后却将士官长变成一种阶级，如此一来，一个连里面多了好几个士官长，既然是士官之长，是士官团的带头人，怎么可以有几个士官长呢？这不就等于一个家庭里面有几个爸爸吗？如何安排士官的人事晋升及教育训练，加强学术修养，优先学习新装备的使用，都是士官团的责任，但是这些事都没有人管。好的主管虽然会主动去安排，但是总部却没有设计成一个体制，指导与鼓励部属，完全让部属自生自灭，这不是建军应有的态度。

有一次我与一位中共的师级干部在美国相见，他向我抱怨中共的高干子弟胡作非为。我告诉他：“这是属于你们内政的问题，我不应该加以批评，不过，我现在以纯学术的立场来分析这件事。以道德的标准来说，军队及百姓的确会看不惯高干子弟的胡作非为以及他们勾搭高级衙门的行为，但是事实上，共产体制国家提倡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状况之下，样样事情都要集中到中央执行，民间以及下级部队、地方政府，都无权过问。试问你们还有什么机会可以做到经济起飞？在一个极权国家里，只有如此，经济才有希望。英文“起飞”是take　off，也就是开始的意思，如果不是由高干子弟来做，直接由高干子弟联系，就无法得到政府的支持，开始大贸易。这么一来，还有什么经济起飞的机会。”那位师级干部听了之后恍然大悟，完全同意我的看法。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共一定可以控制整个东方的经济，与西方抗衡，到那时候，中国就可以变成大中国了。所以我建议他不妨与高干子弟多联系。不过，站在道德的立场，这件事就另当别论了，能否在国家的制度上、法制上得到许可，以及如何取得一个平衡点，完全要看政府顶峰的全面看法。我认为应该承认体制，因为有制就有法可以循，有法就可以管制。

动员体制（1）

（一）国家动员

以军方的系统来说，动员分成国家动员、军事动员与军队动员。这种方式有其缺点：第一，没有明确的部队动员与军事动员的责任划分；第二，最上有国家动员，但是最下只到军事动员而已。所谓国力应该有四大区分———政治、经济、心理、军事，但是我们没有政治动员、经济动员和心理动员。心理动员还有人在学术上提，而事实上真正有做到的恐怕只有父亲掌握最多。在抗战前、抗战中和抗战后，他都逐步做到。在心理动员方面有新生活运动；在经济动员方面有弊制改良，以配合不得已的通货膨胀（当时通货膨胀也是因为财政部门受到中共渗透，使得我们财务上若干政策中了中共的计，例如黄金储蓄。这种情形都是因为没有做到经济战而产生的后果）；我们虽然做到了军事战，但是军事战略和野战战略之间并没有明确划分，军事战略重点应该在建军备战，而野战战略则由战区管制，不过二个或二个以上的战区如何共同来策划一个行动，这就属于参谋本部军事战略的范畴了，所以军事战略要管全程的野战战略。

（二）守势动员与攻势动员

国内有一个专门的动员训练班，原来是以日本人的动员训练为标准，后来我认为日本人的那一套不适合我们，父亲也认为国军自己要有一套动员的方法，日本人的那一套方法给我们参考就好。

动员分攻势与守势两种。以守势动员来说，国家动员愈晚愈好，过早会捣乱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及行政结构。整个国家进入动员状态后，又恢复到军政时期，整个体制会产生变化，以经济来说，一旦动员，工厂要转移，本来是做民用品的，动员后要做军用品，整个的贸易架构随之改变；以政治来说，政府的架构也会改变，本来是政府，动员后则变成战地政务；其他如交通、通信等都要以军事为主，所以动员要愈晚愈好。至于决定时间的标准则依据：（1）我们情报机构的功能。（2）我们沿海的雷达。

如果我们现在的潜力变成可以参战的实力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就要改良我们的情报机构，非要有一个月的情报不可。但是在情报组织改善之前，如果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那么我们的动员就必须改为一个星期。像日本人给我们的动员计划，动员制度的设计是根据当年日本的经验，他们三个月动员都还没关系，那边先打，后方动员的归动员，这个方法并不适合我们。

另外，我们必须检查我们的雷达装备。敌人来攻时，究竟要距离我们海岸多少距离，我们才来得及防卫。早些年，我们的雷达只有二十海里，改良后达到六十海里，但是也不够。雷达不够精密，我们怎么知道敌人来攻呢？现在的雷达较好，可以一直进入大陆的心脏地带。父亲听了我这些话以后，他说他知道我的用意了，要一方面改善我们的情报组织，另一方面要改善我们沿海直接的雷达设施。这个雷达设施要和我们空军作战战管整个扣合在一起，防空的战管一直推到金门马祖最前方的战营，所有的雷达组织变成一个系统。美国的雷达体制是归陆军管理的，而我们是归空军管理，由空军管理是否能够解决海上与地面的问题，这个要详细的考虑。如果是因为空军拿到消息以后再转到地面作战的指挥部的这点时间而令我们作战吃亏了，这是不可以的，所以绝对不要有军种的意气用事。再者，将来如果跟美军协同作战，美国是陆军归陆军，海军归海军，空军归空军，如果我们这边的雷达是归陆军的，我们的陆军跟美军的相对部门一联系，他们的零件马上就可以发过来，我们的雷达就能继续保持有效了。如果还要从空军那儿打个转，那就成问题了，同意与否是个问题，就算同意了，也需要一点作业时间，今天的作战是每秒必争。父亲也很同意我的说法。守势的动员是在确实知道敌人来攻后才发动命令，因此平时的动员计划与制度要做到使动员的力量达于民间，在多少时间之内把民间所有的潜力变成可以参战的实力，这就是动员的定义和目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我曾经建议所有的计程车都应使用五门车，一来可以放置枪械弹药，二来也可以载运伤兵，结果我们没有做到。另外一点，机踏车小的一种可以作为传令、输送之用，另一种粗宽轮子的越野车可以用来战斗，结果也没有纳入动员体制。所有交通工具里面，只有卡车纳入动员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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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体制（2）

以攻势动员来说，则必须确定何时下动员令。我们先做军事动员，军队先行出发，确知敌人雷达性能，当我们的军队触及雷达前沿时，也就是下动员令的时候了。一下动员令，老百姓就都知道了。所以我们要从这方面来研究，建设我们的建军备战。备战的重点应该在民间，将来军事的运输量应该有多少，现在建码头时就可以计算进去，而这一笔预算则纳入交通部里面，如此“国防部”的预算就会大大降低。其他国家也都是这么做的。

此外，我们有国防医学院，我们把国防医学院每年的预算除以国防医学院每年毕业的学生后可以发现，培植一个医生的花费甚大，如果我们把这笔预算分配到各大学去，即使培养一个医学院学生也不需要原来经费的一半。如果不放心，可以建立一个小兵营，学生的生活起居都在兵营里面，接受军事管理，上课时才到各大学去。同样的，中正理工学院也不必自己办，把预算统统交给###来编列，不但国防经费可以降低，教育经费亦可符合“宪法”规定百分之十五的要求，这样做不是很好吗？可是我们中国人就是样样事情都想自己来做。

动员分为国家动员、军事动员、军队动员，立即动员属于军队动员的一种。平时若无训练军队动员，临时就无法动员。除此之外，还要加上留守业务，战斗部队离开后，营房里面的留守人员要把东西整理清楚，私人的行李要集中在一处，上面都挂有名牌，这些是平常就要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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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论

有许多事情，在执行之前不一定写成书的，你可以把战略写出来特别是许多关于战争指导的事情，也只有像父亲那样怀有一颗仁慈的心，后来我慢慢分析，然后在替父亲拟稿时，一点一滴地编到讲稿里。以战争为例，战争目的分成内在与外在，以外在目的来说，战争只是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此目的是仁慈的，是救国救民的，战争内在的目的则是杀敌至果，要压迫敌人放下武器，要敌人臣服于我们的政治意志。因此以目的的层面来说，一个拿战争作为手段，一个是战争本身的目的，其目的只有杀敌至果，不能考虑别的事情，而外在的目的也绝不能颠倒，所以要救自己，也要救别人，这一方面就变成战争论中一个重要的要项。战争的本质在以战止战，以目的来说两者不同，以手段来说，战争绝不能滥杀无辜、赶尽杀绝，但是内在的战争是残酷的，如果外在仁慈，内在则是残酷的，就如父亲所说：“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酷。”

战备支援

我担任第三厅副厅长（相当于现在的作战次长）时，因为厅长病故，我代理厅长参加国防会议。在某一次国防会议中，“国防部”提报一个反攻的案子，在报告中说我们有资财可以支援反攻作战四十八天，最后我分析这个案子并做了一个结论———本案只能支援八天。父亲听了之后很生气，因为其他人报告时都说可以支援四十八天，前后相差太多。这么大的一个反攻作战计划，登陆后只能打八天，到那时候又不能撤退，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父亲当时朝着参谋总长看，总长朝着副总长看，副总长就朝着次长看，大家都无言以对，其实他们也是无辜的，因为错误出在第四厅。不过，父亲非常仁慈，从不令部下紧张，当时他就回过头来对着我说：“蒋代厅长，你说只有八天的支援能量，是从哪方面来看？”我说：“报告‘总统’，所有的支援都足够维持四十八天，或是四十八天以上，所以他们报告有四十八天的支援量，但是我们只能以后勤物资最少的支援量来做打算，因为其中一样东西没有了，其他的东西再多也没有用处，所有的物资中润滑油只能支援八天，没有一辆车子到了没有润滑油时，还能加汽油就走的，所以我说本案只能支援八天。”后来父亲还大大地称赞我一番，并告诉我一个参谋作业必须如此细腻。我举这么一个例子，是因为相似的例子时常发生，向元首报告必须注意，攸关战略的才是重点。

预备役

我们的预备役不健全，对国家而言是一种浪费。“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为了那一朝，都得养着，这是不行的。要发展预备役，保持预备兵的能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到现在为止，有智慧、有能力的人，在民间的职务都已经是经理级以上的人物，但是他们的官阶只是预备役少尉、中尉而已。有一次我在瑞士去看一个朋友，他是一个银行经理，我到他办公室去，他正在写东西，我问他：“一个银行经理还需要自己写东西吗？”他说他在做一个演习作战计划。他是预备师的师长，每一个月他都要请团长级的人聚餐，包括师部参谋长、第一科至第四科科长、第一团至第三团团长、炮兵团团长以及其他直属部队的营长，每一次聚餐都讨论一个问题，同时团长回去后会找各营营长聚餐；依次类推，营长找各连连长，连长找各排排长，排长找各班班长，班长找本班的兵，都是一个月见一次面，讨论问题，所以瑞士全国皆兵。反观我们这儿什么都没有。我在三军大学创了一个专有名词，中国人的计划、行动都是“太监式的”———做了一半，下面没有了。我在三军大学一提出这个名词之后，他们在作业上就提高警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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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守一体制

一个防御计划一定有一个逆袭计划，敌人打进来时，我们如何把他打出去，保持我们的阵地；此外，如果我们是守势，守势计划的最后一段则是转移攻势的时机与方式。我们对于“攻守一体制”叫了很多年，但始终没有做好，如何从守势转移攻势，在哪种时机转移，以哪种方式转移，为了这种有计划的做法，联勤的生产一定要有策划。如果我能够早十年当联勤总司令，我就可以把国军发展到相当程度。我曾经说过：“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只花了六年的时间准备，就敢发动欧洲大战，希特勒是以五十年以前的德国工业来备战，打一个五十年以前的战争，现在以台湾的工业基础，给我六年的时间，我绝对可以让国军打回大陆去。因为以中共当时的工业基础而言，除了拿到一点二次大战所留下的武器之外，只有愈用愈坏，愈用愈少，敌不过我们所建立的新军，只要给我六年的时间，我们一定可以打回大陆去。而且经过六年之后，大陆人民对共产主义也厌倦了，所以这场仗很容易打，只可惜我当联勤总司令的时间太晚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我们有机会反攻时，美国又百般阻挠。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有一架战斗机要飞跃一百几十海里的海峡才能到大陆，还要进入内陆五十里或一百里，甚至更远，到了那里没有多久又要赶回来，否则回不到基地，因此飞机外有外加油箱，通常是翼肩外加油箱，这个东西看来简单，像个雪茄烟似的，挂在翅膀两端，在过海峡之后，先用翼肩油箱，一有状况就把翼肩油箱拉回掉，飞机就恢复战斗性能。这种油箱我们自己不会制造，因为其流线型要和飞机性能配合，否则可能折断机翼，因此要计算好流线力学。后来我们想制造，美国也不准，说由他们供应很方便，不必花这么多钱，结果每当有一线反攻时机时，美国就把此地的翼肩油箱收回送到关岛，每一架飞机只给四个，只能飞两次。试问每一架飞机只能飞两次还能打什么仗？所以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受美国限制。此外，如果陆军要以超过一个营的兵力向大陆做一个突击登陆的威力搜索，必须经过美方同意，美方不同意，我们就不能做。究其实，就是怕我们反攻。所谓协防司令部，究竟是协谁的防，坦白说，就是不让我们反攻。大陆的赤化，从延安到雅尔达会议，可以说是美国一手策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