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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县城干部和居民子弟，穿戴与用具，更非刘家圪崂的学生可比。五、六年级经过统考，招收城关公社范围的部分农村学生，住校、上灶，要交小米、白面、杂面、菜金洋，个别家寒的，拿不起米面，“低标准，瓜菜代”，在家里蒸成菜叶加麸糠的干粮，带到学校在灶房加热吃，这种学生称“半灶生”，王卫国自然属于这一类。开饭钟一响，“半灶生”都得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灶房，抢先取下自己的干粮，要不然，别的学生动开手，他们那些团力结构极差的食品很快就被搅散架，不成形了，手不能拿，只得用筷子往碗里拨拉，碗被占住，汤也无处盛。

尽管学校规定，“半灶生”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课一上完就可以离校，回家取干粮，但夏季天气酷热，糠菜团子极易发霉变酸，从卫生与健康的角度讲，这样的食物不能再吃，但农家的孩子看见东西心疼，舍不得丢弃，硬着头皮也要吃下去，每到这时，他们就离开饭队，躲到墙角，闭着眼，屏住呼吸，伸长脖颈，狼吞虎咽，几大口吞下肚，再来碗熬锅水，就算一顿饭，总比饿着强。

王卫国也撒谎。他知道了县城文化馆的阅览室，那儿的书报真多哟，摆在黄油漆桌子上，专门让人看。每到星期三、六下午，他心慌意乱地捱到课上完，急匆匆地赶到宿舍，取上干粮布袋，径直跑向阅览室，就像一头馋嘴牛犊溜进菜园子，拼命地啃，不到下班关门，他是舍不得离开那个最使他留恋的地方。偶然被老师碰上了，他就煞有介事地说，已经约好和村里某某一块回，相跟上走，人家让在这儿等，不见不散。回到家里，常常是掌灯时分，大爹大妈抱怨他不早点起身，他则又编谎说换了校长，不准“半灶生”提前离校了。

在小学，王卫国最怕图画课，没有道林纸，更没有水彩颜料，连那种指头蛋大的十二色硬块水彩，一片也得一毛几，他束手无策，只得端端地坐着，看同学们调色、画画，或者找个借口离开教室，不到下课不再回来。每到这时，美术老师便将教案纸递给他两张，他借这个同学的毛笔，用那个同学的水彩，三下五除二，敷衍了事，老师一般给他及格分数，谅解其家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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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歌：困难的日子纪事——上大学前的路遥（3）

音乐课则别开一番生面，他不仅能和同学平起平坐，还略占优势，嗓门高，胆子大，加上他的一个小发现，用吹口哨的方式学曲子，掌握音调快，别的学生还没全会时，他已捷足先登能唱下来了，每每赢得老师的另眼看待，所以唱歌特别卖力气，直能把脸涨得通红。班上或学校举办文艺晚会，也是他出头露面的机会，扮演个匪兵或地主狗腿子，还挺像回事，主角轮不上他。

初中时，出了一个笑话，王卫国在填写登记表时，不知是笔下之误，还是形近字混淆，把家庭出身“贫农”写成“贪农”，信息传开，不胫自走，他获得了“老贪农”的绰号，全校尽人皆知。两三年后，他因祸得福，沾了“老贪农”的光。

诚如《在困难的日子里》写的那样，王卫国在完小和初中阶段，备尝艰辛，家里粮食不够吃，公家每月救济二十斤玉米，大妈一粒不剩地安排给他交上灶粮，大爹拖着病体还得参加大呼隆劳动，缺工是万万不敢的，要罚口粮，吞糠咽菜也得让他吃上，唯独苦了大妈，只得提上筐子，拄着打狗棍，沿门乞讨。她是个要脸面的女人，附近熟人多，撕不开面皮，便和一位姓梁的妇女结伴，鸡不叫起身，急行五十里，赶往延长县，那里人生，谁打发上点，就吃，不打发也没关系，人家又没欠自己什么，更有些家户，不打发，还让孩子笑骂：寻吃的，讨吃的，老爷屙下你吃去。甚至授意狗追赶。要饭吃的，有的是时间，就吃饭时得抓紧点，争取多跑几家。饭前饭后，去也白搭，遇有好心人，给掰点蒸馍，大妈就像摆地摊似的，晾干，装入布袋，快满时便往回运动。远离当地讨饭，既不给卫儿丢人现眼，还能给他带回干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王卫国一举成名，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他满怀激情地投入了那场史无前例的造反斗争，上大会，念批判稿，博得阵阵掌声；登高墙，贴大字报，引来簇簇观众；挥拳头，高呼口号，“九种人”闻风丧胆，他以“王天笑”的笔名，着意写过一些引起轰动的大字报和大批判文章，同学们自愧弗如，熬成本班红卫兵组织“井岗山”的山大王，延川中学师生分化成两大派，他又以出众的组织能力一跃而为本派的首领，全县革命群众分裂为两大阵营，他又扶摇直上，被推举为本阵营的领袖，晋升为“军长”。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强行命令两派无条件地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时，王卫国担任本派的谈判代表，两家自称“造反”的和对立面“保皇”的，跌了个平跤，军队硬砍，一家一半，副主任、常委、委员，完全对等。1968年9月15日，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时，王卫国被协商成副主任，坐在城内井滩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俯视高举领袖像和标语牌的芸芸众生，听着震耳欲聋的山呼万岁声，他踌躇满志，颇有点春风得意，革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有人曾作过比较，说县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县长，此话只对了一半。对于军队代表和革干代表副主任来说，都是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有职有权，由于没有县委，其实还兼有副书记的功能，略优于副县长。而像王卫国那种群众代表副主任，纯粹是聋子的耳朵——样子货，上任之日即为受紧之时，办不完的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如何策划大规模武斗还没交待彻底，怎样迫害革命领导干部的审查又已开始，三天爬一次向党交心的台子，五天交一份斗私批修的检查，弄得他无所措手足，到头来，还是被传唤到革委会二层十八号窑洞，被县革委会主任马志亭口头宣布停职。三言两语，王卫国就由县革委副主任变为一介平民，上得容易下得快，仕途被画上终止符号。

怅然有失的王卫国，回到了养育他的郭家沟，迫于生计，他吆起牛，耕开了地，穿上一件亮红亮红的线衣，扶着步犁，单调地来回于对面山上。而大妈呢，站在硷畔上，看着卫儿给队里耕地，简直是一种享受，县革委会副主任算个屁，没沾一个钱的光，受了一路气，尔格总算擞利索了，受苦种地，不也一样活人过光景。这公家也够不讲理，”文化大革命“是上头有人让闹的，上头不放话，老百姓敢造当官的反？一看闹得不对了，反过来又拾掇造反的，以后谁还敢响应上头的号召？气话归气话，怨只怨王家的老陵里没有当官的风水，卫儿这辈子的死苦是受定了。

高歌：困难的日子纪事——上大学前的路遥（4）

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多亏了王玉德人品好，“拜识”多，十几个“拜识”都是卫儿的干大。村革委会与党支部掌权的几个干大干哥，坐到一搭里合计，王玉德就这一个小子，要照护哩，怎么个照护，让教书。在生产队里，教书是头等美差，活苦轻，工分加补助，有条件学习。若还不信，你看与大队主任或书记沾亲带故者，只要稍识几个爬爬字，哪个没安排在这个岗位上。有人担心，卫儿是造反派头头，怕不宜重用，大队书记刘俊宽和主任郭清俊不怕，不吃皇粮，老镢把谁还能夺得去，几句话，形成一道决议，打发一个人记上工分到城关公社汇报。书记是许世斌，和卫儿一起闹“文化大革命”的，他准保批。果不其然，红印执票拿回来了。王卫国没耕几天地，就当上几个大队联办的马家店小学的民办教师。其间，当别的造反派头头正在接受旷日持久的审查时，王卫国又以同样的优势，顺利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无预备期）。

村里掌权的重用王卫国，县上办事的也给他谋出路，明明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县上通过公社却调这个“老贪农”参加进驻百货公司的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宣传将近一年，熟人揶揄他是“贪宣队员”。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王卫国来往于县里上层人物之间，有缘结识了延川几位众所公认的“智多星”，他们很会审时度势，能言善辩，立足于王卫国眼下的处境，民办教师和贫宣队员，都非长久之计。他读的书多，笔杆子利索，文有新意，搞写作，只要肯下功夫，或可有成，舍此别无它途。还有行家补充，文学作品不受地域限制，当地不发外地发，真名不行用笔名，就更鼓励起王卫国搞文艺创作的信心。他以缨依红、路遥等笔名，先在县文化馆的油印刊物《革命文化》上发表了《塞上柳》、《车过南京桥》短诗，两炮打响，小伙子便一发而不可收地向文坛进军，读、写、改，近乎废寝忘食。

在路遥的创作生涯中，曹谷溪是个不能不提及的人物。曹谷溪一九六五年即出席过全国青年业余作者代表大会，在陕北小有名气。他热衷于文学事业，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起之秀。按说，他与路遥“文革”期间分属两大派，所谓势不两立，但是他以文学事业为重，赏识路遥的才气，便倾心扶持。为帮路遥成长，他动过脑筋，想过办法，也受过气，凭那三寸不烂之舌，活动通政工组长，说服城关公社领导，将路遥抽到县革委会通讯组，名为培养通讯骨干，实际是给路遥创造条件。报上差费，让他拿上介绍信，四出采访，扩大视野。当时全县出名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新胜古、槐树坪、四新树，都留下路遥的足迹，模范人物陈静亭，他也访问过。这一段的诗歌、小说创作，因受生活阅历所限，多是这方面的题材。

路遥遇事敏感，长于推理。在县委通讯组抽他与北京知青陶正编辑诗歌油印本时，林彪事件突发，两位青年急着想问个大概，谷溪同志不敢明告，故意将集子里一首诗中“平型关前逞英豪”修改为“青纱帐里逞英豪”，他与陶正据此判断，并几乎异口同声地惊呼，林副统帅出事了！此后，林彪事件的真相传开，死党之一的王维国，与王卫国音同，路遥便不再使用其真名了，一连干了两期（别的青年只准一期），实在没办法留人了，谷溪又与县文教局管文化的干部疏通关系，让路遥以代理教师的身份，进县文艺宣传队搞编创。其间，路遥的文学才华充分地显露出来，县内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议论：这小子出手不凡，将来还就看他创一番世事哩！

1972年5月，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编的诗集《山花》出版，四十一首诗作中，路遥及与谷溪合作的就选了七首，它们是《灯》（合作）、《进了刘家峡》、《电焊工》、《老汉走着就想跑》、《山村女教师》（鲁元笔名）、《当年“八路”延安来》（合作）以及《塞上柳》。同期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编的《山丹丹花开》，亦选入路遥的三首诗作，即《车过南京桥》、《当年的“小八路”回延安》（与谷溪合作）以及《塞上柳》。《延安山花》再版时，又增补了路遥的《老汉一辈子爱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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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歌：困难的日子纪事——上大学前的路遥（5）

至于刊登在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的铅印小报《山花》上的就更多了，第三期上有与谷溪合作的《赞歌献给毛主席》，第五期有叙事诗《桦树皮书包》，第七期的小说《优胜红旗》，第九期有诗《老锻工》，第十五期只登了他的小说《基石》，第十八期有小说《代理队长》，体裁上，由诗歌向小说过渡。

路遥不停地创作，知名度越来越高。1972年8月2日《陕西日报》载《〈山花〉是怎样开的？》写道，“城关公社刘家圪崂大队创作员王路遥同志，一年中创作诗歌50余首，其中有6首在报刊上发表。”　《人民日报》1973年11月30日《重视群众文艺创作，牢固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表彰束鹿、延川蓬勃开展群众业余文艺创作活动时，介绍“刘家圪崂大队回乡知识青年王路遥，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亲眼看到广大贫下中农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劈山修渠，改土造田，深受鼓舞和感动，他一边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写出50多篇文艺作品，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的精神风貌，他写的诗歌《老汉走着就想跑》、《塞上柳》、《进了刘家峡》以及小说《优胜红旗》等，已在地方报纸和陕西省文艺刊物上发表”。路遥的作品，引起了省内外评论界的重视，一些有影响的文艺评论工作者，如王恩宇、师长泰、王百龄、刘羽升等，在《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延河》等报刊上发表的评论中，都屡次提及，并给予较高的评价。

回乡五年，路遥大部分时间在县城，是众所公认的“食客”，走到哪里睡到哪里，住在哪里吃在哪里，他有才华，写东西出手快，思路新，但家庭生活困难，也众所周知，和他交往多的干部，家在城里的同学，都乐意接济他，吃饭自不待言，借几块零钱，他不记起还时，也就免了，继而进化到想方设法让他吃公家，有资格办会议的，拉扯他跑小腿。搞各种文艺调演，他是从始至终的工作人员，别人未到他先到，结账时，县文教局副局长惠明清还不忘给他留几张饭票。政工组编诗歌集，当然用得着他，编歌曲集，也把他扩大上；甚至党校组织出外参观，校长白光明找个理由也把他捎带上，去更红盛了的吴堡，过黄河大桥，涉足军渡；上榆林，进毛乌素沙漠，入沙柳丛，《车过南京桥》和《塞上柳》就是这样触景生情的。

那时候的政策，农民身份的路遥参加各种会议和学习班，不光不交伙食费，每天还有六毛钱的误工补贴，肚子混圆了，零花钱也赚了，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愿望也在逐步实现，抓紧时间看书，抓紧机会观察社会，认识人，文化馆、宣传部、中学图书馆的书报，还有熟人的书籍，能抓到手的，就马上装进他那从不离身的、半新不旧的、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帆布挂包。他借书报，有个特点，就是不大讲信用，主家讨还时，回答说丢了，谁把他也没办法，再碰上新的，硬缠死磨又要借，不给借吧，念其勤奋好学，借吧，担心其再借仍不还。为了观光名山大川，在贫宣队时出差，他故意把车票买错，饱览了中条山的满山红叶，归来还津津乐道地向队长介绍“经验”。

路遥在延川，左右逢源，上下有人关照，刘家圪崂大队，城关公社，直至县革委会的领导，都偏爱他。一九七零年招工，在众多县局级领导干部的插队子女竞相跳农门的当口，居然戴帽下达指标让返乡青年路遥去铜川二号信箱当工人，更令人不可思议的，这个名额竟按照路遥本人的意愿，转让给了与他热恋的北京女知青，有人曾提醒他，谨防鸡飞蛋打，他呢，坚信不疑，孰料那个女的进厂不久，即投入一位支工的解放军下级官员的怀抱，无情地将订亲纪念物——一块锦花被面邮退回来……时隔不久，另一位女知青，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林达，占领了他那块爱情的领地。林达长于写作，颇有才思，《山花》第四期刊有她以程远的笔名发表的散文《在灿烂的阳光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