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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8部分（第5页）

②　安培（1775—1836　年）物理学家，为了纪念他的贡献，电流强度的单位就命名为安培。象这样的科学家，

在宗教信仰上却表现如此，可见当时修道会的影响。——译者

现，而且宪政派教士仍然受到歧视。在贝藏松，大主教勒科兹经常和他那些

受到过去顽抗派教士挑唆的神甫和修士们争吵；起初有些本堂神甫也不甘心

世俗化，事故不断发生；最后，绝大部分的教士还是忠于波旁王朝，而这一

点往后也能看得很清楚。至于他们对人民的影响是不能以教会在物质上的改

进来衡量的；在很多地区，人们对宗教依然表示冷淡，而在城市里，总是有

一批观众为《哀狄普》或《伪君子》鼓掌喝采。①何况有理由相信拿破仑并不

一定要法国重新深信基督教；他作出了这些安排是为了掌握臣民中最听神甫

的话的那些人：他所需要的无非如此而已。

与教皇的冲突使这项政策没有完全成功。冲突的起源不是宗教的原因，

尽管庇护七世在“组织条款”问题上，尤其是对在意大利王国里的僧侣所实

行的政策问题上，指责皇帝，但如果教皇不同时也是一个世俗的君主，那么

双方就可能永远不会破裂。但是破裂使拿破仑再次产生象罗马皇帝那样统治

全部神职人员，并把罗马主教沦为附庸的奢望；这样，1810　年2　月17　日元

老院决议案把四项条款的声明立为帝国法律，拿破仑在参政院中也宣称，他

将“恢复历代皇帝一直拥有的批准对教皇的任命的权利”，并要求“教皇登

位前须在法国人的皇帝面前宣誓服从四项条款”。“教皇们不得再提出蓄意

反叛的荒谬要求；这些要求过去曾经为人民带来不幸，为教会带来耻辱。实

际上他们什么也不肯放弃，而且今天还把他们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主宰。”

庇护七世被囚禁在萨沃纳；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们已被带往巴黎，由于

二十七名红衣主教中有十三名拒绝参加皇帝的婚礼，皇帝把这些“卑劣的”

红衣主教流放了。这样就不可能圆满执行教务专约。自1808　年起，教皇为新

任主教授职的祝圣通谕已不完全符合教务专约规定的程式，甚至参政院也拒

不认可。随后变得完全无法填补主教的空缺；皇帝命令被任命的主教径自去

管理他们的教区；红衣主教莫里接受了巴黎教区，多斯蒙接受了佛罗伦萨教

区。这只是一个临时的权宜办法。1809　年，一个教会的委员会发表了意见：

如果教皇由于一些世俗的理由推迟任命一名主教，那么大主教就可以任命一

名主教；但是这个委员会拒绝作出任何决定，而建议召开一次全国主教会议。

1811　年，第二个教会委员会同样得出必须召开全国主教会议的结论。随着世

俗政权对僧侣的压力愈来愈沉重，埃梅里方丈的“高卢主义”倾向日趋缓和，

他一个人大胆地，而且为着拿破仑本人的面，捍卫罗马教廷的权力。但是他

在定于1811　年6　月17　日召开的全国主教会议开幕前去世了。胆战心惊的主

教们直到那时一直噤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