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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4）

刘邓大军的借粮证

当时，各个部队的供给部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供给部要搞好部队武器弹药供应、解决部队衣食住行，而且还要处理好大批伤员，这在晋冀鲁豫地区作战时，本来问题也不大。但部队一到大别山，在各个纵队供给部工作的同志就感到头疼，远离后方，粮食全靠自筹，完全依靠供给部显然是不可能的，每个部队都只好成立筹粮队，由政治机关、供给部门和连队抽调人员组成，带一个班或一个排的兵力筹粮。

原一纵供给部的王树仁、赵端善回忆说：

那时向老乡筹粮是采用借的办法，由经手人打收条然后签名盖章，日后由地方政府统一结算。我们通过向基本群众调查了解，对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强行征收。征收的粮食除部队留用一部分外，还要开仓济贫。具体地说，我们到达驻地后，首先调查哪有乡公所的粮食，哪有地主的粮食。根据基本群众提供的线索，我们及时前去征收，搞到不少粮食。记得有一次纵队直属队只剩下做一顿饭的粮食了，个别连队还没有盐吃。纵队首长很着急，杨勇司令员对我们说：“没有粮食和盐巴吃怎么行？部队怎么行军打仗？要千方百计搞到，确保部队吃粮。”为了搞到粮食，我们就去找地主武装“小保队”要。我们事先了解好路线，侦察清楚他们的老窝，然后突然袭击，缴获他们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有时筹粮也是比较困难的。大别山区的老乡们仍有怕我们住不长久的想法，再加上国民党欺骗宣传，有些地方的老乡对我们不明真相，部队一到，他们就上山隐蔽起来，不敢同我们接触。由于粮食来源困难，我们有时只能筹些稻谷，战士们就用土办法舂米。同时，地主武装也不断地对我筹粮人员袭扰破坏。在罗山筹粮时，我们同“小保队”发生了战斗。当时，有个叫冯志善的同志，是纵队直供科粮秣员，被调到我们筹粮队工作。他就是为了保护粮食而光荣牺牲的。

粮食越来越少，部队只能一天吃两顿饭，上午八点钟左右吃一顿，下午四、五点再吃一顿，许多部队一整天没吃饭，也是常事。有些部队偶尔还能搞点菜，但是没有油。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二营机枪连几个月没吃过油，战士们馋得不行，司务长也很难过，搞了半天，从老乡家里找出了半桶桐油，北方人也不知道这是桐油，就用来炒菜了，吃着也挺香，战士们都夸司务长，司务长看着战士们吃得香喷喷的，心里也乐开了花。谁知吃了不到一个小时，全连开始上吐下泻，浑身无力，连机枪都抬不动了。偏偏上级来了命令，让四十七团去打宋埠。机枪连的战士咬着牙把机枪架起来了，战士们一边呕吐得鼻涕眼泪一大把，一边架着机枪扫射，硬是把宋埠打下来了。

部队展开了大规模的打土豪运动。

打土豪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吃饭问题，把地主的粮仓一开，部队带走一部分，剩下的分给老百姓；二是衣服问题，分地主的浮财，把布匹拿回来，自己动手做衣服，准备过冬；三是经济问题，向地主要钢洋，要金子、银子。

但打土豪也不容易。

大别山的地主土豪，和平原上的地主不一样，平原上土地肥沃，人口集中，一个大地主甚至拥有10多里范围的土地，整个村庄的农民都是他的佃户。但大别山的村庄很零散，一个村庄甚至只有两三户人家。这些村庄中的土豪“油水”很少，田地都是通过一辈一辈一点点积攒下来的，他们省吃俭用，自己本身也都是很好的生活把式、庄稼能手，和佃户一样下田干活，平常也吃窝窝头。除了一些有政治背景的土豪，其他人和贫农也没有形同水火的情形。所以，当解放军去打土豪时，一开始就显得有点混乱。六纵十七旅作战科长梅琪曾经带了一个侦察排去浠水一带打土豪，他是由一个学生参军入伍的，怎样打土豪，他也不太懂，就只好摸索着搞。先开始调查，把老乡们召集起来开会，给他们讲：“我们是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我们队伍里也有你们这儿出去的老同志、老红军。我们是穷人的队伍，现在要为穷人做主，打土豪，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口干舌燥讲了半天，老乡们大眼瞪小眼地听着，谁也不吭声，让他们揭发谁是土豪，也没人讲。梅琪着急得不行，他心里想，也许老乡有顾虑，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下讲，怕得罪了土豪，招来报复。于是，他就宣布散会，然后让战士们分头去各家各户打听，好不容易打听到一家是土豪，梅琪高兴得不得了，忙带着战士们过去。进去一看，这个“土豪”穿得破破烂烂，和其他老乡一样一脸老实巴交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土豪”。梅琪还不灰心，进了他家一看，屋里也是破破烂烂的，散发着一股霉味，最值钱的也就是屋里放着的一副棺材，战士们还不放心，掀开棺材看看，里面什么也没有。梅琪作难了：他家又没有什么东西，怎么打人家土豪啊？最后不得不带着侦察排空手而回。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5）

六纵十七旅五十团宣传股长杨志就比较幸运，他一下子就找准了一个“土豪”。

杨志回忆说：

我们进了大别山，不住老乡的房子，也不去敲老乡的门，晚上就睡在打谷场。慢慢地，跑出去的老乡就陆续回来了。我们打土豪时，刚开始也没找到，后来老乡偷偷地给我们讲，说是村里有个土豪，把粮食用罐子、篓子埋在了山上，还主动领着我们去挖粮食。这样维持了几天，又没粮食了，老乡又来讲：“他家粮食多，听说屋里还有一些。”我带人打听了一下，这一家虽说是地主，但不是恶霸，没做过什么坏事，打土豪打不打他呢？团里领导专门开会研究，决定还是打。但不公开打，让他主动把粮食交出来就行了。我就找来他家的一个长工，让他回去给这个地主说一下，我们八路军没粮食吃了，你们是地主，过去多少也欺压、剥削过老百姓，但还不是恶霸地主，所以我们也不镇压了，但必须在两天之内给我们把粮食送来。过了两天，这个地主没来，我去把那个长工找来，问他是咋回事。他说，别急，再等等，他也是一点一点省下来的，舍不得。我当时就急了，他再舍不得，我们就断炊了。所以，我就很严厉地告诉他，回去给他家讲，再不送来，我们就要亲自去了，我们要是去了，那就是镇压。这个长工回去不久，就带着这个地主赶来了，他一来，就先扑通一下跪在那里磕头，一个劲地喊：“长官，可怜可怜，我也没有什么粮食啊！”我们就让他先坐下，给他泡了杯茶，给他讲形势，我们一定会胜利，蒋介石一定会失败，还给他讲，我们这是借粮，将来一定会还的。做了半天工作，他这才答应了，好家伙，一下子就是30多担，看来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土豪！我们就派战士把它抬来了，也给他打了借条。

除了打土豪来筹粮，部队被迫向商人筹款。

十七旅作战科长梅琪没有能在打土豪中搞到粮食，为了部队生存，他就想到了向商人筹款。他回忆说：

部队无粮无钱，别说打仗，就是生存也成问题。这时，我们听说其他纵队在向商人筹款，我们一商量，打土豪打不来粮食，能向商人筹来款也行啊。我们就去找浠水县商会会长，开始他还不给，说是兵荒马乱的，生意不好做，没赚到什么钱。我们就给他讲道理：“我们八路军是保护你们商人的权益的，你们解决八路军的困难也是应该的。”当时我们也很着急，我只带一个侦察排，国民党部队驻在浠水的是四十军，离我们正好也有40里左右。这个商会会长态度也蛮好，请我们吃饭。我们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吃就吃，几个月肚里没见过油水了，能吃顿饱饭也不错，但吃饭归吃饭，款还是一定要筹的。吃过饭，会长说是找商人们商量一下，我们几个战士跟着他，但一直到晚上他也没能拿来钱。这个地方我们又不能久呆，我把他叫来，让他先和我们部队一起走，什么时间商人们把钱拿来了，什么时间放人，要是有人给敌人通风报信，要死咱们死一块。他们就给我们讨价还价，刚开始我们提出要8个亿，这是旧币，可能相当于现在的八万元左右吧。他们说：“你们有个部队在宋埠才要了4个亿，宋埠比我们还富。”他说的是二纵。我也不想和他们啰嗦，说：“你们有多少就给多少吧。”我们就带着会长先走了，到了兰举寨没几天，他们把钱送来了，有法币、银元，有些商人拿不出来钱，把金子、银子都拿出来了，还交了够一个团用的布匹、棉花，大概有2亿多元吧。我们也就把会长放了。他们还没走，旅政委何柱成就把我叫去了，批评了我一顿，说我违犯了政策。因为当时野司、野政再三通知不让向商人筹款。我说：“听说二纵在宋埠就筹款了。”何柱成说：“二纵违犯政策了，咱们不能犯！”我就问他：“没有吃没有穿，部队怎么能活下去，你说那怎么办？”何柱成说：“要多做宣传鼓动工作，让他们支持！”我说：“你去鼓动，你筹到钱了，我立即把这些布送回去。”在大别山，敌强我弱，老乡们都不敢明目张胆地支持我们，何况商人了，鼓动工作根本行不通。何柱成的口气软了，他说：“你不要这样嘛，还是去给他们做做工作吧。”我就又出去给这些商人们讲：“我们现在遇到了困难，这也是暂时的，等到将来解放了，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一定会来还给你们的。”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6）

解放后，当地政府做了不少工作，只要有借条的，都还了。

但刘邓大军的日子还是越来越艰难。虽说有陈粟、陈谢两军东西策应，但刘邓大军毕竟身悬最南端，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后来又增加至33个旅80个团，源源不断地向大别山扑来。双方都要在大别山就地补给，大别山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再加上这里连年混战，国共双方在这里拉锯几十年，大别山人民少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过起日子很现实，他们要活命，就得想方设法地保存自己那点少得可怜的财物和粮食。无论是对付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有了经验。实际上这些经验也就是“坚壁清野”，无论是地主，还是农民，都把自己家里的贵重物品、粮食转移到山上，或者在房前屋后埋起来。后来成为了军队著名作家的徐怀中，当时是在晋冀鲁豫野战军文工团工作，他在新县浒湾区一个乡的武装工作队工作时，由于患了“雪盲”，被安置在老乡家养伤，亲眼目睹了房东把存下来的粮食在房前房后分散埋藏多处，一处只放很少一点，即使被挖去了，别处的还在。他每次取回一点稻谷，就像是偷盗似的，要趁夜去，四下看看没有人，赶快起出来，还要把现场料理的一点也显不出来。

国民党军还好说，这里本来就是它的统治区域，背后还是江南富庶的“鱼米之乡”，补给不够，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外面运来。这对无后方作战的刘邓大军来说，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刘邓大军的处境愈加困难。

如何找到这些被藏起的贵重物品、粮食，部队动了许多脑筋。到了一个村庄，炊事员、司务长就拿根棍子，把头削得尖尖的，看看哪里的土是刚翻出来的，就使劲地戳，有时挖出来一看，就是一罐或一箱子粮食。挖出来以后，把老乡找来，战士们给他讲道理：“我们是解放大军，不会白拿你粮食的，给你开个借条，将来会还你。”然后给他留一点，其余大半都拿走了。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有次找了半天，没见到一粒粮食，司务长正发愁，炊事员的眼睛却亮了：“司务长，你看那座新坟。”司务长一看，在村边的几座坟旁，有一座看来刚埋不久的新坟。他瞪了一眼炊事员：“有什么好看的，咱们总不能吃死人吧！”炊事员说：“司务长，你不觉得这座坟很奇怪吗？”司务长再仔细一看，果然这座坟周围干干净净的，就连烧纸钱的一点痕迹也没有。司务长的眼睛也亮了：“这里面埋的不是人，肯定是粮食。”两人商量了一阵，叫来几个战士，偷偷地把坟打开一看，果然是一棺材的粮食。

为了搞到粮食，有些战士就向老乡连哄带骗，老乡也屡屡上当。六纵十七旅五十团有个侦察员叫赵石子，鬼点子多，别人在忙着找粮食，他拿着一个望远镜站在村口，对着外面的山坡看了一会儿，回头吓唬老乡：“我看见你们粮食在那里藏着。”说着还用手指了指那个山坡，又说：“你们要是拿出来了，我们要一半就行了，要是让我们自己挖出来，我们就要全部借走了。”老乡不知道望远镜是啥玩意，以为他真看出来了，忙慌慌地去把粮食拿出来了。赵石子还很高兴，以为首长会表扬他一下，谁知政治处主任张镰斧知道后，把他叫来臭骂一顿：“你这是干什么？这不是欺骗老乡吗？你这是搞迷信，你算不算共产党员？把望远镜给我交出来！”赵石子被熊得脸红脖子粗，乖乖地把望远镜拿了出来。

原六纵十七旅五十团三营副营长宁保喜回忆说：

那时我们营里都成立了筹粮队。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筹。上面就来人介绍了许多经验，教我们如何找到粮食，如何让地主交出粮食。我记得他还鼓励我们，说是某某部队住在地主家，地主的媳妇有事没事就来他们住的房子里转转。部队起了疑心，怀疑这间房子有鬼，果然一敲墙壁，里面是空的。打开一看，是个夹墙，中间放满了粮食、金银财宝，部队有粮吃了，款也筹到了。

为了生存下去，部队里开始出现个别人违法乱纪的现象。有些部队打土豪时，向老乡打听谁家是地主，老乡没人讲。战士们就自己找地主，看看谁家的住宅高大、宽敞、房子多，就说这家是地主。实际有些是地主，有些也不一定是地主，但都把人家当土豪打了。还有的部队看到老乡家里有猪，就说：“这家有猪，肯定是土豪。”把猪拉过来就杀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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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成了个大问题（7）

原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参谋韩文回忆说：

我们四十九团有一次住在枫树湾，部队没吃的，司令部有个参谋就对通信员说：“这家看起来有钱，像地主，把他们家的小鸡捉起来。”几个人上去，把人家的鸡全部捉起来杀吃了。打土豪本来是政治处的事，但团长苟在合看着政治处打土豪搞来不少东西，司令部吃了上顿没下顿，就对我们这些参谋说：“政治处都在打土豪，你们也要干。”我们一听，商量了一下，村里的土豪都被政治处打完了，我们就只好打房东的土豪。房东家的人跑完了，只留下一个老头，也不知道是他家什么人，我们给他要布，他说没有，还说我们像土匪，连国民党军都不如。战士们就生气了，把他吊起来，问他有布没有，他还说没有。战士们就把他吊着打了一顿，屎尿都拉了一裤子，这才把他放下来。我们就挖他家的地，看看是不是埋有东西，虽然不是挖地三尺，但也够深的，也没挖出什么，就是一些小硬币。苟在合知道了，把我们臭骂一顿，批评了我们一顿。

原六纵十七旅五十一团见习参谋陈德品回忆说：

征粮筹款很难，用正当的办法根本办不到。我们就在白天观察好，看看这家像地主，晚上就到这一家里，地主已经跑了，只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我们也没找到东西，就对这个小孩说：“你父亲跑了，我们解放大军要吃饭，不知道你们家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