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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章 水浒传（第2页）

《水滸传》故事豪放、粗旷，全书通过人物的言语、行為来表现其矛盾的内心世界，人物性格刻画也各有特色，而被逼上梁山的英雄各自的成长经歷也不尽相同。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水滸传》被改编成多种曲艺形式。另一篇古典名著《红楼梦》中就提到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曲目。评书、苏州评弹和山东快书都有很多经典节目是取材自《水滸传》。

与《三国演义》相比，《水滸传》的长处不在於政治和战争场面的描写，而在於主要人物的刻画和市民生活的描写。其中梁山主要人物宋江、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人物个性鲜明，角色语言各有特色。

在缺乏知识以及大眾娱乐活动的年代，《水滸传》与《三国演义》等通俗小说往往通过民间艺人，以戏曲曲艺的形式，成為普通民眾仅有的文化活动。

其中虚构的人物或者虚构的故事变成為老百姓眼中的史实。很多故事，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等，歷来男女老少皆津津乐道。

书中字裡行间流露出来的各种道德观如：轻生死重义气，敢作敢為，劫富济贫乃至「忠君反贪」等理念，便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大眾评判是非善恶的标準。而这些标準是否真正值得宣扬，则引起各界眾说纷紜。

从歷史角度看，对於《水滸》的争论焦点则集中在主要人物宋江所表现出的「忠君报国」的思想上。

反面观点一般认為宋江的思想有其局限性，梁山好汉受到招安后又為朝廷去征讨各地山贼，下场悲惨，是齣歷史悲剧；作品歌颂和美化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强调「忠义」，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

正面观点一般认為宋江相对於其他草莽英雄思想进步，对当时社会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明末文学批评家金圣嘆将《水滸传》《离骚》《庄子》《史记》「杜诗」《西厢记》合称為「六才子书」。

李渔将《水滸传》与《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定為「四大奇书」。后来《儒林外史》、《红楼梦》与《水滸传》等「四大奇书」合称為「六大奇书」。但他本人对宋江的评价非常低，在他的批註本里，处处可见对宋江的贬损。

193o年代初，鲁迅在《三閒集、流氓的变迁》中曾这样评论《水滸传》：「『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

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

一部《水滸》，说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於是奴才。」

对於《水滸传》的思想倾向歷来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為认為《水滸传》表现的是忠义的思想。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明代的李贄。

另外一种观点认為这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主要是明朝的左懋第提出的，他认為《水滸传》教坏了百姓，强盗学宋江。

并且认為如果不禁毁《水滸传》，对於世风的影响是不堪设想的。当时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将《水滸传》在全国各地收缴。另外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是金圣嘆。这也是他把七十回以后砍掉的原因之一。

195o年代，当时在中国，所持的看法是认為《水滸传》是描写歌颂农民起义的。这种看法是当时各种中国大6的教科书、文学史和小说史所持的一个主流的看法。

毛主席在1975年时，亦对《水滸传》的价值观作了评论：「《水滸》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又屏晁盖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又说：「《水滸》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他的言论曾使中国掀起一场「评《水滸》运动」。

当时有官方观点认為，《水滸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宋江所执行的是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否定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晁盖和宋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宋江上山以后就排斥晁盖，而且1o8人就没有晁盖的名字、没有他的地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