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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晚上,大家把从家里带来的黄豆啦,饼干啦等吃食储备起来,攒着一个礼拜吃。我在女孩子里算吃得多的,又是田径队员,得训练,饥饿感更强些,肚子总好像是空空的。一次妈妈专门从家里送来一饭盒萝卜馅饺子,看着我一个个吃完。要知道,从家到学校要倒换两次公共汽车哪。
1963年底情况好些了,学校里可以吃到油饼,有时各桌还可以随便去打鸡蛋汤,遇到这种时候,值日生总是把打来的汤装满我们的碗,再急匆匆地跑去排第二次队。
“*”期间我们几个女生自愿到门头沟煤矿劳动,每天在煤窑下一干就是8小时,饿着肚子,一刻不停地挥舞着硕大的铁锨,算尝到了当劳动人民的滋味。但那是有盼头的饿,家里的粮票可以随便拿,我一顿能吃1斤2两。
插队更增添了我们对粮食的亲近感。也知道了我们所经过的“饿”,太微不足道了。农民们对饥饿有着更深的恐惧,逃荒年代的饿,公社年代的饿,把他们饿怕了。我第一次听说旧社会人吃过人,新社会也饿死过人……农民是把粮食看成命的。
我所在生产队的口粮还足,虽然吃不到菜,更甭提肉,但五谷杂粮还能吃饱。记忆更多的是劳累时的饿,让人头晕心虚,眼冒金星。
山上梯田分散,加上农时不等人,抢时间比吃饭更重要,常常是什么时候干完什么时候回,骄阳下趴在地里干到下午两三点还吃不上饭的感觉,至今未忘。春天锄谷,夏天收麦,冬天修田,饭都要送到地里,饥饿的人们手上干着,眼睛盯着路口,焦急盼望送饭人的身影出现。饭来了,蜂拥而上,冰凉的小米饭冻成了硬坨子,不管送来的是什么,吃着都香。可谓饥不择食。一次冬日砍柴,我们一大早出发,走到山中已是饥肠辘辘,几枝杏黄色的酸溜溜突然出现,衬着白白残雪,格外耀眼。我们不顾扎手,兴奋地采摘,贪婪地吮吸那酸酸的汁水。说也真神,就那点酸水,解除了难忍的饥饿,支撑了多半天,直到下午背着柴回来。类似记得的还有啃深山中绝对干净的冰块,叫冰梨;在地里烤落下的玉茭;吃生葱……都可以解饿。那年代,我们靠农民喷香的小米饭、玉茭面、高粱面塞饱了肚子,事实上,是我们分吃了他们的口粮。
再以后,“饿”的滋味渐渐远离了我,各种定量逐渐取消,食物越来越丰富,直至今日大家争先恐后地节食。
但,曾有过的滋味不会忘,虽然我们仅尝过一点,这种任何人在生存艰难时都会遭受的感觉。
“石圪塔”的四季劳作
“动弹”就是劳动、干活,特别是指到地里干活。没有考证,这是山西,还是晋中,或仅是榆次的方言,反正侯峪的人是这么说,刚听到时觉得很好玩,人本来不就总是在动弹吗,不会动就死了。细想想,还真有道理,劳动是特殊的动弹,有时甚至是极量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们也曾年轻(3)
山里人认为动弹是受苦人的天职。我们这些来接受受苦人(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插队生,主课自然该是动弹,是受苦。我在侯峪做了将近五年的受苦人,刚干一年的时候,大队长要调我到小学校当民办教师,我谢绝了,说更愿意和大家一起动弹。
春夏秋冬,每天干活都是随着小队长扣蛮一声“动弹啦!”开始的。这声音挑得高高的,拉得长长的,在山谷里回响,社员们随之扛着农具,走出各家门。
各季农活轻重不同,夏、秋更累一些,累活叫“苦重”,反之称“苦轻”。男人们自然是干苦重的,我们女生一般分配和妮子们在一起,可以不必担担子。但这激怒了我们,认为是轻视妇女,并为不给女生买扁担和队长大吵。结果是插队生得胜,每个女生拿到了扁担,从此,扁担也就没下过肩。以至于当时年龄最小的女生方允平直至现在颈后还留着一块硬硬的被扁担磨压出的死肉茧。
春天最常干的活叫“刨堰子”,因为怕牛耕梯田的地边时跌下来,山上所有梯田的地边就都由人来刨。扛着镢头爬到山上,一人一堰分好后,两腿一叉,就开干。“吭、吭、吭……”一镢镢刨下去,不一会儿,身后就开出一道松软的,泛着新鲜泥土气息的长龙。随着有节奏的抡镢,可以了望远山近壑,可以自由遐想,有时还会发现山石间一两株红艳艳的山丹丹花。苦的是一天刨下来,腰酸背痛,更要紧的是站在地边上,脚一定要落稳,若踩空就会出大事。一位在另一大队的同学,就因为刨堰子时一脚踩空摔下山,颈椎骨折,幸亏连夜送回北京才得以抢救。
耕地、撒种是技术活,轮不上我们,等谷苗长到三四寸时,所有劳力就都得上马了……锄苗,即把长得满满的一垄谷苗用小锄间开成间距三四寸左右。这活必须抢农时,若锄的不及时,苗长高了,长疯了,地就荒了。因此,一到锄谷,须全村总动员,饭也要送到地里吃。活太紧时,索性生产队包饭,小米饭就着拌小葱敞开吃,这招很有效,从不出工的老人妇女们都会下地。按说,锄苗并不在苦重活之列,但我们却觉得最可怕,最怕那十几个钟头的苦蹲。特别是刚来的第一年,才蹲一会儿,膝盖就受不了了,钻心的疼痛仿佛腿要折了似的,无奈只得爬行,好在穿的都是膝盖打补丁的裤子。爬久了,腰又受不了,又得蹲。就这样,蹲一会儿,爬一会儿;爬一会儿,蹲一会儿。汗水顺着额、脸流下,遮住眼睛,流进嘴里,也滴滴答答落在刚间好的苗上。好容易锄到地头,站起来,透过冒着金星的视线,两垄齐刷刷的小苗迎风摆动。
痛苦的锄苗得干一个月。等谷苗长到齐腰高时,就该上大锄了。记得以前一个电影里曾形容拉大锄是“前腿拱,后腿蹬”,其实农民们认为拉大锄是受苦人最幸福的活了。比起其他的活儿,身体可以很舒展。一人把三陇苗,哗……左一下,哗……右一下,两个垄沟一边一下,向前迈一步,周而复始,动作很有节奏。特别是在心情舒畅时,越干越来劲。手头现在还保留着我当年锄谷时写下的一首诗:“重重丘海接天际,层层绿波起涟漪,喝牛声际送惊鸟,飞锄掠海迎欢喜。”诗后署着:“7月27日在马岭锄黍子,望远处连绵山峦,看近处一片沸腾,有感。”
放下大锄,就该提镰刀了。我喜欢割麦,层层金黄色泛着麦浪的梯田,看着就喜人,加上熟麦碰到快镰,刷刷就倒的那种感觉,很是爽快。我们都喜欢先挑小块地的割,刷刷几个来回,就结束战斗。再跳到下一层田接着干,一个半天就可以割完一面坡的麦子。打好捆的麦子整整齐齐地码在地里,待人们担下山。担麦子不仅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要紧的是要牵好担子,这活儿我们只得求人。往往是好心的老汉,他们用长扁担先挑起一捆麦子,放上肩后,再将扁担的另一头插进另一捆麦子,两捆麦子牢牢固定在扁担的两头后,将扁担移到我们肩上。老汉告诉我们,下山担担子要切记两点,第一腿不能软,肩上负重,坡陡时腿就发颤,腿一颤,脚就容易打滑,发生“跑坡”就会出大事;第二要有耐力,担子一上肩,不管多远的路,要一气不歇地担回来,因为一搁下担子,凭自己的力气就绝不可能再牵起来了。开始担时,我们肩压得再痛也只能咬牙忍着,实在忍不住时,就把手垫在扁担下,后来大家都做了厚垫肩。再后来,都学会了换肩……将扁担在后脖颈上一转,两个肩膀倒替负重,就好受多了。下山的路最少也要三四里,每走一步都盼望着到场上扔下担子时获得解放的感觉。
我们也曾年轻(4)
麦子上了场,最怕下雨。夏天风雨突变,有时红太阳高照,忽地一片云过来,大雨点子就砸下来了。届时,队长就像指挥员,全村老小齐上阵,有盖席片的、有抱麦子的。往往还没折腾完,太阳就露出来了,大家又忙把麦子搬出来摊开,以防沤坏了。有时一天就要折腾好几回。那时候才知道,吃到白馒头不容易呀。
说到夏天的雨,不禁想起在山上挨淋的滋味。小雨干活不能停,雨水和汗水顺着脸一起流,也习惯了。大雨可就惨了,山上没有一棵树,瓢泼大雨,如柱的雨水无遮无拦,砸在我们身上,任其冲洗。遇上附近有山洞,大家就可以挤进去,边听老汉们回忆当年逃荒的情景,边盼望队长开恩让回家。队长望着雨,望着天,轻易不会放过我们。等回来换衣服时,全身早已无一干处,就连皮带全湿透了,鞋一脱,能倒出*。有时刚换了衣服,雨停了,就又听到队长“动弹啦”的呼叫声,扛着工具再出去。碰到一天连着挨几次淋的时候,连我们都找不到能换的衣服,更甭提只有一两身衣服的农民了。
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心情自然很不错。漫山遍野的金黄色,给人一种满足感。最快活的事是收获水果,这里叫“下”,“下苹果”、“下梨”。水果是山里的主要副业,因此,收获的半个来月必须抓紧,摘下来、装筐、运下山、拉走,一环也松不得。给农民的回报是在地里可以敞开吃。于是家家息炊,全村男女老少都上了山,靠水果填肚子,边干边吃。只可惜刚熟的国光苹果还犯酸,吃多了会倒牙;大大的金黄脆梨很诱人,但吃多了更受不了,每块地的犄角旮旯都成了厕所。
深秋时,要背回地里的玉茭和高粱秆,每天往返好多次。最怕的是过山间的小沟、小河。有时逞能,鞋一脱,裤脚一卷,像男人那样淌过去了。但冰凉的河水刺透全身,冻到心里。水太凉时,好心的扣蛮队长总是让大家等着,他先跳下水,在水下垫起一块块石头,供大家踩着跳过去。运气好时,砍倒的玉茭杆里可以找到拉下的玉茭穗,大家高兴地就地烤熟,黑乎乎地就吃,可香了。
冬天本应是受苦人最舒服的日子,但那时的口号是“变农闲为农忙”,学大寨,建大寨田。锄棱、摊土、垒堰、背石头……我们曾要求和男生一样去背石头,为了逞能,捡大个的让人往肩上放,最重可能背过150斤左右的,可自豪了。吃冰碴饭也是当时的时髦,记得有几次天上飘雪花,我们端着送到地里的饭,真快成冰碴了,是就着唾液的热气咽下去的。
这就是我和侯峪的受苦人一起“动弹”那几年过的生活,真实的生活。
干过的这些活儿,各有各的罪,虽都不好受,却并没有太痛苦的记忆。苦中好像总是别有风味。且夹杂着趣事、狼狈与滑稽。像刚开始上山干活时,总要求老乡和我们一起背诵毛主席语录,唱“东方红”,休息时让老乡听我们念报纸。可到了后来,一到地头,总先抢时间睡一会儿。听到队长喊“歇歇啦!”,也马上横七竖八地倒在地头,居然能睡着,还能做梦呢。
那时的我们
发黄的本子,褪淡的笔迹,记录了我们那时的故事,有新奇,有感动,有争吵,有批判,有苦恼,也有迷茫……当年,怀抱美好的愿望来“受教育”,黑窑洞、凉土炕、顶寒风、抡大镢的苦都受了,唯和贫下中农难真成“一片”。现实中的他们总和以往受得的教育对不上号,为这,苦恼、百思不得其解。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们也曾年轻(5)
那时的我们,一身正气,尽力做着我们认为对的,可农民并不见得都乐意的事。
那还是红彤彤的年代。一进村,屁股后面就会跟着一群要像章的孩子,伸着小手,拖着长长的山西腔“给我一块像……章!”于是,从北京带回很多一毛钱一个的最小的毛主席像章散发。我们建议每天干活前要背语录,面向太阳高唱东方红,社员们也跟着唱。“山里人对主席的感情就是深”,这是第一印象,也是自始至终没改变的印象。
访贫问苦之后,我们自觉寻找着这里的阶级斗争。和社员混熟了,话多了,疑惑也来了。好多人说,这儿的穷都是因为懒,抽大烟,才落到卖地、扛长工的地步。这显然有悖于以前受的教育。听到有的贫农甚至是老革命对解放后依旧如故的穷日子发牢骚时,更是不解。但看到了,他们着实过得苦,与和他们一起革命早走出山沟在城里做了官的亲戚们相比,更是天壤之别。
我们备了一个小药箱,从北京带回各种常用药(是用自己也极少的钱买的),免费给社员。还自学了针灸,治牙痛、腿痛、胃痛都能见效。村里人头痛脑热、小伤小病全来找我们,听到老乡们的几句感谢真比吃了蜜还甜。
还干过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侯峪的上、下村之间有一段又陡又窄的坡路,全村人不仅天天要走,还是上山干活、送粪、担庄稼的必经之路。我们开始时下坡两腿直打战,于是商议,做件好事……修台阶。没承想吭吭地刚铲出几个台阶的模样,就被村民说成搞破坏:“我们的硬脚板可受不了这规规矩矩地迈台阶”,一个住在上村天天要走这条道的小脚老婆婆说:“你们修了这些圪棱棱,黑天我们走道还不把脚拐了?”垂头丧气的我们只好又削掉那些铲得坑坑洼洼的棱子。
大队长李四货是个极精明的人,两个大圆眼珠骨碌碌一转,谁也玩不过。我们和他一直没搞好关系,还吵过几次。第一次是因为安家费问题,那时国家给每个北京知青拨210元安家费。不知谁传出的消息,说队干部要挪用这钱,气愤的我们冲进会场,大加理论。大队长噼里啪啦拨了一阵算盘珠,结果是队里为安置知青还要贴钱。几句话把我们都说傻了。之后得知,对这事,干部们有两种意见,以四货为首的一派认为北京人是飞鸽牌,不如给他们先凑合着,用这些难得的拨款解决点队里的实际问题;对我们最好的老队长却说“人家娃娃大老远从北京来,咱不好好待,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人家父母。”最后不了了之,我们也没住上新房。还有一次吵架是为不给女生买扁担。斗争的结果,我们得胜,代价是肩膀受了好几年罪。
评工分是那时的一大难事,特别是上面号召推行政治挂帅的大寨评工法后,队长更难当。埋头苦干的老实人不敢吱声,有些权势干活偷奸耍滑的人往往得逞。插队生不管那些,最看不惯耍滑头、出工不出力的人,总爱替弱者说话。对想占集体便宜的,小偷小摸的更是坚决斗争。秋收时,一个男生被分配看果树,他白天黑夜守在地里,不许别人随便摘一个,自己跑得口干舌燥也不吃一口。还当众夺过一个老汉正咬一半的苹果。这下,插队生便成了一些人眼中“过于不通人情”的“倔鬼”。当然,也有很通人情的时候,我们养的第一头猪,光吃食不长肉,长成了35斤重的老猪,公社屠宰场不收,批准自行屠宰。我们把薄薄的两扇猪肉分成若干份,送给了很少吃到肉的各家。
我们也曾年轻(6)
农忙时,常有人提出按地块“包工”、“分工”,不管用什么词,我们都坚决顶住,认为是路线斗争,几次在地头和要分工的副队长吵。那个叫艾中的副队长,被我们认定是资本主义自发思想的典型,在外面认识的人多,脑子活,胆子大,经常倒腾点小买卖。想卖点农副产品赚钱却又胆小的人,常求他帮忙。因此,每次运动,艾中都被作为投机倒把的典型受批判。但过后他仍不改,由于路子多,成了大队长的依靠对象。一次,通过他和化工厂的人达成交易,送300斤麦子就卖给队里2000斤化肥(那年头买化肥不容易)。装好麦子的车就要上路,生让我们拦住了,坚决不许他们用队里的财产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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